明明有舒服的大道坦途不去走，偏要自討苦吃，像邢正義這樣的人真的有點傻。
但更傻的還得數他的母親，居然也支持兒子這樣做。
這母子倆的表態可真是讓劉家人無話可說。
但無論再怎麼樣，他們也不能不佩服。
因為誰都清楚，對於國家而言，對於社會而言，對於老百姓來說，這樣的傻子多一點，恐怕才是最有益的。
隻是讓人頗為無可奈何的是，現實卻是極為有限的優勢資源往往隻被一些“會算計”的“聰明人”占有。
像邢正義這樣的人，哪怕今後勞苦功高，也恐怕難以得到應有的回報。
而反過來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往往那些出儘風頭，享受了太多福利的“聰明人”，卻從來不懂得為此感激祖國，珍惜機會。
越是輕易的得到，他們越會認為一切都是自己的應得。
甚至還會埋怨生活給予的太晚了，給的太少了。
比如說，在遙遠的法國巴黎，來自國內的首批“天之驕子”們，在自發性的聚在一起過除夕的這一晚。
明明是應該是“每逢佳節倍思親”的時刻，卻被某些人給變成了“自己擠兌自己”大放厥詞的場合。
當時在身臨其境的人眼中，聚會場景是這樣的。
屋子裡煙氣綽綽的，“卡地亞”、“元帥”、“聖羅蘭”這些法國牌子的煙霧融為一體，青虛虛地貼著天花板，雲一樣浮著，空氣濃稠得幾乎可以攪拌，難受得透不過氣來。
可屋裡的那些人呢，還在眾星捧月的圍著大沙發中間的一個女人興高采烈地說笑，仿佛嗅覺早已麻木了似的。
而作為焦點，這個女人的模樣確實很漂亮，隻可惜太做作了點。
她非得學著法國人的樣子披著一個大披肩，而且右手托著酒杯，左手又學著“赫本”在《蒂凡尼早餐》裡的樣子夾著一根女士香煙。
最讓人難以想象的是，在這種派頭下，她高談闊論的聲音和動作是那麼張揚，內容也很有點“語不驚人死不休”。
“……巴黎之美是沒法形容的。我這人說話一向反對誇張，過去對此不是太相信的。但現在真正來了，才知道此言一點不虛。”
“沒法兒形容，我沒覺得呀，也就那麼回事吧。至於嗎？”有人質疑了。
但女人仍舊言之鑿鑿。
“怎麼不至於？我看是你缺乏觀察力。不說彆的，我來的時候正趕上去年的聖誕節，街道都裝點起來了。聖誕之夜，整個巴黎豪華得就像人間天堂一樣，這是花園城市，有名的。”
這番話讓對方折服了。
“對，你說的這個倒是，我也同樣很震撼。咱們國內的人如果不身臨其境，是怎麼也不可能想象出來的。”
這下女人得意了，“你可彆提國內，那怎麼比啊？就拿京城來說，這麼多年才建了幾棟新樓啊？除了故宮，不就一條長安街還有點模樣嗎？你們想想看，咱們出來的時候，從飛機上往下看，京城是什麼樣？那簡直就像一大片灰色的土坷垃平攤在地上。灰房頂，灰馬路，街上又有幾輛汽車？可這還算好的呢，畢竟是首都，其他的地方更是破破爛爛的。”
這番話不禁又引起了幾聲共鳴，不過也仍然人忍不住為此辯解。
“話也不能這麼說，難道這不是那特殊時期人為原因造成的麼？”
女人卻鼻子一哼，輕蔑地說，“怎麼老提這個啊，那事兒都過去多久了？我就不服這個說法。想想看，難道垃圾隨手扔，隨地吐痰，牆角小便，買東西加塞，也是‘四個人’的錯？這不是從解放前，我們就屢禁不止的頑症嗎？”
有人猶豫了。
“那……那你說，這到底是因為什麼？”
女人的聲音一下就拔高了不少，用不滿的態度諷刺道。
“因為什麼？因為咱們自己的國民素質差！因為華人的劣根性！哼，你們瞧外國人，蓋的高樓大廈無數，質量還頂好，咱們呢？不說蓋大樓了，就連一條地下管道，也能修個倆三月。我們‘總政大院’就是，從十月開始到我出國前才修好，害得我足有天天回家都得跳溝，晚上溝邊還支個二百瓦的大燈泡，照得你一宿睡不著覺。這要是在老百姓的小巷裡，堆三年也是它。切，越窮越懶，沒治！”
“過去，咱們知道的太少了，就拿我說吧，我小時候可是個好學生，還是紅領巾大隊長呢。可我原來以為隻有咱們有拖拉機，才有那霓虹燈，隻有我們共和國的生活才是最幸福的，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還在水深火熱之中，我真的相信這一套。沒想到現在才發現，人家比咱們富多了！人家的素質也比咱們高多了！”
這些話因為說的太尖刻，好些人都覺得不免有點過了。
有的人就又說，“你也不要這麼絕對，這可就容易片麵了。咱們是社會主義，這裡畢竟是純粹的資本主義嘛。何況咱們剛剛改革開放，人家發展多少年了？要追上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兒……”
沒想到那女的卻全不報希望的搖搖頭。
“追上？我看是沒可能的。因為實事求是的說，咱們跟人家外國在思想意識上就是天差地彆的。你就說調動工作這件事，要是在國外，有什麼本事做什麼差事，天經地義，理所當然。可咱們國家，哼，事兒多了，什麼工轉乾啦，什麼跨行業啦，什麼調戶口啦，什麼名額分配啦，想要乾成點兒事真是難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