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甚之，還有不少的人為了看電影付出難以承受的慘痛代價。
像有的人為看場電影翻牆被玻璃掛到，導致腿腳摔傷、開膛破肚或是**摘除。還有的人選擇鑽暖風管道，結果沒出來竟被悶死在其中。更有因爭搶購買電影票發生暴力衝動，失手打死人或打傷人的情況。
由此可見，當年的人們對電影的癡迷，已經到了多麼瘋狂的程度。
那麼，再來看供應的一麵呢。恰恰相反，京城無論是影院數目還是影片數量，都很難與人民群眾旺盛的需求相匹配！
共和國成立時，京城隻有26 座影院，座位總數為16433個。不但數量少設備也差。其中除當時被稱為第一流的“國民”、“大華”、“美琪”和“真光”等少數影院外，其餘多是由茶園、酒樓、戲館、遊藝社或小教堂改建成的。大都狹小簡陋、殘破不堪。
後來，由於人民政府非常重視文化事業，想儘各種辦法新建、改造和擴充放映場所。所以到了“運動”前為止。京城公開放映的影院已經有了69 家，座位數也達到了56 504個。
隻可惜這其中能夠常年放映電影“專業影院”並不多。大部分是除了放映電影外，還可以演出戲劇、文藝節目的“兼映影院”。比如開放的工人文化宮、俱樂部、曲藝劇場，或是對外開放的機關、企業的禮堂什麼的。
而這些“兼映影院”即使放映電影，也是不公開售票的，通常是采用有組織分配的售票辦法。
更遺憾的，是“運動”到來，使文化事業遭到了衝擊。在整整十年裡，公眾影院的數目非但沒有增加，反而還減少了一些。
可以試想一下，“運動”結束時，用這五萬多的座位創造出了兩億多人次的觀影人數，那是一種什麼樣的局麵？
同樣的道理，“運動”期間，無數的影片當作封、資、修的黑貨，淪為了禁映的“大毒草”。
從1966年到1973 年的8 年間，京城各影院上映的新故事片僅20 部。主要上映的是“樣板戲”影片，“三戰”影片（《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政治性紀錄片和“批判影片”。
直至從1974年起，逢年過節前夕，才逐漸有國產新片上映。但數量不多，政治框架又太過局限。觀眾們普遍認為新影片遠不如舊影片好看。所以影院裡也就越來越清淡，國產片幾乎已成“票房毒藥”。
相反的，進口片卻成功地維持住了廣大人民群眾的觀影興趣。
像蘇聯電影《列寧在十月》、《列寧在1918》。阿爾巴尼亞電影《海岸風雷》、《地下遊擊隊》。朝鮮電影《賣花姑娘》、《摘蘋果的時候》、《金姬和銀姬的命運》、《看不見的戰線》。越南電影《森林之火》、《回故鄉之路》。羅馬尼亞電影《多瑙河之波》、《沸騰的生活》、《爆炸》等等。
這些“運動”末期出現在銀幕上的外國電影，終於使百無聊賴的電影院，再次熱鬨起來。人們爭相湧向電影院，往往得付出半天時間或是半夜起來排隊，才能買到這些熱門電影票。
甚至放《賣花姑娘》的時候，首都影院售票廳還曾經秩序大亂，發生了一次哄搶事件，不但大門玻璃碎了好幾塊，手套、鞋、帽子，乃至手表都散了一地。
所以當時社會上流行起這樣一個順口溜。
“阿爾巴尼亞電影是莫名其妙，羅馬尼亞電影是摟摟抱抱，朝鮮電影是又哭又笑，越南電影是飛機大炮，可咱們的電影，全他媽是新聞簡報……”
至於現在嘛，正處於兩個時代交替的時期，正是因為多年以來，根本看不到好書、好戲、好電影，所以人民群眾對於文化與精神娛樂的渴望簡直到了空前的饑渴程度。
於是，當文化政策打開了一條門縫，又有一些“運動”前的中外影片得以解凍，重新複映時，便不可抑製地重新激發起人們對電影的熱情，再次產生了一票難求的現象。
當然了，對於前麵所述，那些有關電影市場的詳細數據和具體情況，洪衍武是無從得知的。
但是他知道一點！從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年代前期，是我國電影市場最難得的一個黃金時代。
最強有力的證明是，他還記得1981年《大眾電影》的發行量由1979年複刊時的50萬冊上升到960萬冊時，哪怕是外國記者聽了這個數字也要目瞪口呆地說，“全世界第一！”
另外，哪怕是眼下，他也能從生活中清楚地感受到這種熱度。
電影院散場的景象就不提了，他還記得“大果脯”搞到兩張內部電影票時，曾讓方婷多麼自豪，其他人又是多麼的羨慕。
他也知道，鄰居邊建功和蘇錦回來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出去看電影。可當他們排著大隊好不容易到了跟前，卻隻有下午的票子賣。
結果倆人倆飯都不吃了，拿飯錢一買就是三場，不重樣連著看了三遍才回家，餓著肚子還挺美。甚至事後他們還把這天的經曆當成聰明事兒到處宣揚，居然獲得不少同齡人的認同和喝彩。
那麼，像這樣的市場還用懷疑嗎？
最關鍵的，是從市場運作的角度來考慮。乾這個，目前完全是一片“藍海”，還沒有什麼人看到這裡蘊含的利益，當然也就沒有什麼競爭者。
並且同樣的，法製管理上也是一片空白。警察和工人民兵根本看不到這一塊兒，電影院相關管理工作，也隻是維持秩序，主抓逃票和假票的行為。
退一萬步說，即使是真被抓住，後果也輕多了。
這不偷不搶，幾毛錢的票子，又不像糧票之類的票證能影響到國計民生。頂多也就是寫寫檢查，批評教育的罪過。
那還有什麼可猶豫的呢？自然值得放手大乾，大有可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