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彆是1952年2月16日，隨著當天的各大報紙刊登消息，揭露了以滬海大康藥房經理王康年為首的一些不法商人，盜竊國家財產和坑害誌願軍的種種罪行後。人們心中最原始的正義感被觸動了，成千上萬淳樸的人民紛紛投書報社，稱“五毒”資本家是“最可恨的人”。
說實話，像洪祿承這樣的以誠信為本的商人，其實更痛恨糟蹋商人信譽的敗類。可當時工商階級的整體形象一落千丈，隻要是商人，無論毒與不毒，幾乎是人人喊打。凡資本家或業主，人人須得過篩子。
當時的具體細節沒必要再提。總之，被隔離審查的時候，洪祿承完全垮了下來，他不得不順著“打虎隊”招認，甚至於自動加碼。當他這隻“老虎”被放出來時，已被鬥得七葷八素，就像隻“死貓”，連回家的路也認不得了，還是由打虎隊員找車把他送回去的。好在因他態度良好，幾天之後，職工大會宣布了他已經“徹底坦白”，並作為從寬處理對象，把他由原定的第一檔“完全違法戶”，降為第三檔“半守半違法戶”。（如果是完全違法戶，至少要判刑坐牢）
同年5月，“運動”全勝收兵。經曆過劫難的商人們，也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工廠和店鋪。但這次清查，已經使許多人不敢做買賣了，甚至有人還在私下喊出了“再做買賣就是孫子！”這種話。可還沒等他們決定是否真的要關門不乾了，緊跟著下來的巨額處罰，又迫使這些人不得不繼續擔當，才剛發過誓的“孫子”。
洪家接到的通知書也不例外，上麵清楚寫著，補稅和罰款總計是五億元。（幣製未改前，五億元即五萬）
在日後一段時期中，稅務員每天來洪家坐索，有錢就拿走。而為了繳付巨額的退補，洪祿承不得不搜羅家裡值錢的東西，拿去變賣籌款。先前是一些文物字畫，後來就輪到了妻子的衣物首飾。
解放後，當鋪已經徹底消失。文物字畫要送去琉璃廠，春綢的棉袍與貂皮大衣等物，在信托行可以寄賣，但金戒指金首飾，卻因政府規定隻能拿到銀行去。洪祿承的妻子王蘊琳僅去了一次銀行就不肯再去了，說是不忍與舊物相彆。再打點完東西，則讓洪祿承送過去。洪祿承直到看到銀行的人為檢驗金子的成色，把很精美的首飾扭得亂七八糟時，這才體會到了妻子的心情。就這樣，持續了二年，洪家的家當去了多一半，才陸陸續續把這筆巨債還清。
1954年，對工商界又是關鍵的一年。隨著齊仁堂在嶽鬆聲的帶領下，率先宣布實行公私合營，京城的各行業對此都產生了強烈的反響。不久後，綢緞鋪瑞蚨祥，飲食界的惠豐堂、萃華樓以及森隆飯莊也跟著宣布實行。麵對這種情況，洪祿承不免心焦如焚。
洪家傳到洪祿承已是第十代了。要論本心，他著實不願做這個末代的“破家”罪人。且不說他本身就對做買賣有著濃厚的興趣，更何況父親在離世的最後一刻，還在鄭重囑托要他把洪家的基業好好傳下去。他如果就這麼放棄了祖業，不僅對不起自己，也對不起對自己寄予厚望的父親呀？可若論現實情況，想要維係下去，又實在是千難萬難。
首先來說，社會形勢就不允許。實際上，飲食界單個的公私合營早在1950年就開始了。想當年是同和居走了第一步，到了1952年，豐澤園和聚德全又先後跟隨實行。洪祿承早已看出，這條路恐怕是大勢所趨，國家的決心是不會扭轉了。再加上他已經深刻領教了那種力量，心知妄想抗拒，那簡直是癡人說夢。
其次再說經營上的困難。由於對工商階層清查的作用，社會風氣變得更加崇尚儉樸，導致高端消費市場不斷縮減，最後的結果就是飲食業由於長期實行低價供應，整體淪為了社會福利行業，根本無利可圖。再加上近年來，國家對農產品開始實行統供統銷製度，買什麼都要憑證，更使得私營企業采購原料變得尤為困難。
洪家目前的實際情況是，酒樓飯莊由於業務清淡，大多已經關門，隻剩一家衍美樓在勉強維係。而菜單也已經作廢，每天僅能看情況而定，供應一些不講時令的家常菜。另外，就連餑餑鋪的情況也好不到哪兒去，由於缺乏大量的糖、油、果脯、雞蛋和奶油，目前僅能烤製一些粗製爐食，基本快變成燒餅鋪了。再這樣下來，登門的顧客自然還會越來越少，店鋪虧損更是鐵定的。就算不合營，大概離自己關張也為期不遠了。
綜上所述，該當如何選擇，答案已是明擺著的了。但洪祿承的心結終歸難以釋懷，所以遲遲無法邁出這一步。關鍵的時刻，還是一件突發的事件幫他做了決定。
1955年元旦過後，洪家三進院落的老宅被當時的街道辦看上，想征用改為敬老院，街麵上的衍美樓和衍美齋兩個老鋪自然也包括其內。為此，街道主任特意請來區裡主管飲食行業公私合營的乾部一起上門來說項，巧合的是，其人正是“清查”時的“打虎隊長”。
再次相見，當年的隊長已經成了正職處長，雖然這次已換成一副和顏悅色，張口閉口的“同誌”。但洪祿承卻舊痛難忘，依然心驚膽顫，又怎敢說個“不”字？於是乎，在1955年的春節之後，洪家在煤市街經營了近二百年的兩個老鋪關張了，洪家老宅的大門上也掛上了敬老院的牌子。
不過，這些房子倒也不是就此全然與洪家無關了，因為街道資金有限，所以房產並沒有轉讓，隻算作臨時租用，初步定期十五年。而且街道為了表示感謝，也幫忙聯係了新的住處，那就是福儒裡2號院。
洪家搬到新址，地方小了不少，且沒了影壁，沒了垂花門，沒了魚缸、天棚和石榴樹。洪祿承悶在觀音院東院的新家裡足不出戶，隻抱著兩塊老鋪的木匾，抑鬱了許多日子。
他心裡著實難過，卻又不好說什麼。人家征用是經過他同意的，他在人前表現著積極與進步，背人又唉聲歎氣，這算怎麼檔子事兒呢？
還是妻子最懂洪祿承，心知他最舍不得的是那兩間老鋪，卻另辟蹊徑說，“搬走就搬走吧，這裡雖然不大，但如今不比往日裡，傭人們都走了，家裡也就這幾口人，儘夠住了。要是往好處想，老宅偌大院子也壓不住，房子會越來越舊，將來也沒精力收拾，擱咱們手裡早晚也是糟踐了。”
王蘊琳說的沒錯，洪家的房屋院落的確已經顯出了頹敗的老相。洪祿承被說動了，他發現妻子更了解世間的因果邏輯。沒有什麼是永不變的，一切原本都是虛的。看透了，也就是那麼回事。
洪祿承的鬱結漸漸疏解開了。這心裡一扭過彎來，公私合營的事也就水到渠成了。本來嘛，老鋪和老宅既然都沒了，剩下的，也就再沒什麼舍不得了。
很快，洪祿承就去找隊長去談公私合營的具體事宜。隊長可沒想到還能一舉兩得，高興之餘對他大加稱讚鼓勵，給出的條件也很優越，除了一些國家規定死的政策外，其餘都可以商量。特彆是在有關洪祿承個人工作的安置問題上，劃出的範圍和待遇比較寬鬆，可以由著他選。而洪祿承在沉吟了一番後，提出的條件，卻隻是把夥計們安置好，除此彆無他求。隊長更是高興，很爽快地答應下來。
這個要求實在是不難辦，因為洪家名下的酒樓飯莊皆已無存，除了剛關張的衍美樓老鋪，大部分莊館員工早就由洪家出錢，回鄉的回鄉，改行的改行了。安置的重點，其實隻在於那些餑餑鋪。
經過幾次討論，很快達成了協議。衍美樓的店夥廚師由市三商局飲食公司安置到其他的國營飯館，八家餑餑鋪的百餘員工則成為了國營糕點廠的工人。至於那幾家餑餑鋪的店麵，由於其經營方式還保持著前店後廠的手工生產模式，直接就被裁撤掉了。幾家店麵最後是劃歸市二商局，成了與國營糕點廠有代售合作關係的副食店。而洪祿承自己，則成為了一名在京城糖業糕點總公司上班的會計。
也許是有過去一些出格情況作為前車之鑒，這次國家比較溫和，給出的條件也挺優厚。清查核資時采取自估自報、工人監督的方式，最後定了六萬八千元的私股股金，按照“贖買政策”的規定，足有二百八十元定息，洪家並沒有吃虧。
而在工作安排上，隊長也任由洪祿承選擇了離家較近的工作地點，並給予了特彆優待。洪祿承享受行政15級的處級待遇，工資也相應地定為一百零八元。而食品行業，當時最高級彆的技工到頂兒才拿七十多元，大概在整個公司，這個數兒也得排在前幾位。這麼看來，洪祿承的收入足可以保證洪家人的衣食無憂，且代代人都能過上“上等生活”。
不過，當洪祿承第一次收到人民銀行那封蓋有“郵資付訖”郵戳的牛皮紙信封的信件時，還是難免心情鬱鬱。他心知肚明，以後除了這冷酷的信件所寄來的定息外，有關洪家祖輩世代努力的所有成果，恐怕都將被時光掩埋。
洪祿承真正心如死灰是在上班之後。
廠房裡，隨著機器的傳送帶，各類糕點嘩嘩地，水似的往前流，工人戴著白圍裙，白套袖，乾淨、利落，跟洋大夫似的。打眼一看，你還以為是在外國。而與之相比，洪家餑餑鋪靠掌案帶徒工製作的方式，不僅看著陳腐落伍，產量也低的可笑。
這副國營糕點廠用機器生產糕點的情景，讓洪祿承不由眼前發黑，從心裡泛起了陣陣苦澀。
如今怎麼哪兒都用機器？也是，這麼著一勞永逸，用的人少了，也不用煙熏火燎了。可要都像這麼改良起來，那以後耍手藝的可全算白饒。
或許，世上確是沒有不老不損的物件。就如他的老宅院一般，洪家老字號的消亡也不可逆轉吧？
或許，洪家鋪子確實是老了。
或許，他也老了……
1956年，對民營資本的改造達到最高潮。1月15日，隨著嶽鬆生代表京城工商聯在天安門上為偉大領袖呈上京城喜報，京城的工商業已先行實現了全行業的“公私合營”。隨後，全國各地紛紛快步跟上。自此，全國的買賣人都和平地消失了，融入了普通人群中。
按道理說，既然已經蓋棺論定了。那麼就再無一個“運動”是指向工商階層了，大家大可以鬆一口氣，從此安心開始新生活了。但實則不然，緊箍咒還在，“原罪”是不可能完全擦乾抹淨的。
從1963起，大量憶苦思甜的小冊子泛濫開來，重新控訴舊社會黑心地主的罪惡。隨後相繼而來的，是普及而持久的“憶苦思甜”運動。其時，儘管再無政策要求打資本的“落水狗”，但承接對工商階層醜化的影響，舊有的商人們，便又挨個被重新提拉出來，成了溜邊兒站的一群。
說實話，洪祿承的遭遇是有些冤枉的。以洪家而言，曆來十分關注基層員工的收入與生活。洪家的祖訓中，除了有包攬店夥們的生老病死，儘量拔中層乾部於普通員工這些要求外，還特彆規定了“不得無故散人（解雇人），不許搞特殊化，必須與店夥同食，以榮辱與共的理念來加以凝聚”等諸多事項。哪裡又會像土財主“周扒皮”那樣，以“半夜雞叫”來壓榨下屬呢？
可麵對現實，洪祿承沒有彆的轍，隻好用老法子，儘力要求自己低下頭去做人，借低調行事來保全自己和家人。
另外，對於所失去的財富，他也絕不敢表現出一點耿耿於懷。想來就明白，在社會整體上，“富”已經一個恥辱，沒有誰再會留戀花天酒地的富裕生活。雖然勤儉節約，本質是一件痛苦的事，是因貧窮不得以而為之，但是一旦被樹為全社會的主流風氣，那它就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
在那個時代，豈止是洪祿承，就連末代皇帝，也都被改造得很純正。溥儀就曾在1958年寫過很真誠的決心書，表示要“爭當紅旗手”什麼的。所以，洪祿承也一樣十分努力地去參加勞動、學習樸素。人民是怎麼活，他們就怎麼活。儘力融入，以圖早日變為“人民”一份子。
哪怕生活裡，洪祿承還保留著過去的一點點講究，不肯在飲食上麵馬馬虎虎，那也隻能關起門來偷偷享受。哪怕他看不慣像有的工農那樣不洗手就吃飯、隨地吐痰、口吐臟話、舉止野蠻的舉止，可見到這些“紅五類”時，他也得點頭哈腰，故作親熱地打招呼。
這不能怪他虛偽，全是環境使然。年頭兒的改變不是個人所能抵抗的，胳臂扭不過大腿去，跟年頭兒叫死勁簡直是自己找彆扭。否則，如若還保持“雕欄玉砌應猶在”的傷感，那麼不用說，失去的還將會更多。
洪祿承這樣的灰色人群與其親屬，一直就是這樣活著。但令人想不到的是，雖已到如此地步，卻還有一場把全國人民都卷入進入的劫難是躲不過的。
1966年8月，社會形式再次驟變，紅衛兵們高舉大旗，用鋪天蓋地的紅色掀起了一場狂潮。而這次的運動，比以前的曆次都要激烈百倍，根本不使人緩氣，一變好象就要變到底。
不，這簡直不是運動，而是一陣龍卷風。就是這場空前的大風暴，把洪家人餘下的財產、自尊、人格都絞得支離破碎……
想到這裡，洪祿承睜開了已霧氣迷蒙的眼，胸中更充滿了曾經滄海難為水的感慨。
在我國，所謂的富豪世家，實在是沒什麼可以誇耀的。
想當年，不知有多少人羨慕他的家世，想象他金杯玉盞、寶馬香車的生活是如何的闊綽爽快。可他在時代變遷中的身不由己、一夜白頭、遺禍子孫等等百年傷痛，又有誰能體味？
他這一輩子，仿佛是背著“資本家”這沉甸甸的三個字，在走一條極陡的下坡路，根本就收不住腳。越是盼著太平日子，身子偏越往下出溜兒。
若細說其中滋味，不過是一個“載不動許多愁”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