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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衍武的父親洪祿承，年輕時氣質出眾，是個標準的美男子。可如今他臥病在床半年，頭發白了大半，已經沒那麼好看了。尤其是那黃暗瘦削的臉頰，眼角腮旁的皺紋，全都在證明一個道理——生病的人真是容易老。此外，他原本還是個高身量的人，也是因為染上腿疾，才養成了弓腰駝背的習慣。現在無論哪個熟人，見到他如金鉤大蝦米一樣攢在床上的樣子，總會感覺他憑空矮了不少，就像是活抽抽兒了。
說起洪祿承的這個病，完全是因為“十年運動”時期，單位監督他勞動改造，把他長期安排在寒冷潮濕的防空洞裡打理雜物倉庫才染上的。從去年年底起，也就半年的時間，他的腿自膝蓋以下由起初的發麻、發酸，很快發展到了疼痛、糜爛，以至於現在藏在被子下的兩條小腿都已變得一片烏黑，爛成了血汙一片。
眾所周知，久病在床的病人很容易得褥瘡。所以為了少受點兒罪，洪祿承每天還要堅持忍疼挪動幾次身體。而就在剛才，正當他一如既往用肘部撐著上半身，掙紮著想要挪動時，卻突然感到一陣乏力。結果力度失控，一下就牽動了小腿的瘡口，引發了一陣格外鑽心的疼痛。
不過，洪祿承儘管摔倒在了床上，頭上疼出了豆大的汗珠，但他還是咬住嘴唇，執拗地攥緊拳頭，不肯哼出半聲來。女兒洪衍茹正在堂屋熬藥，他怕女兒聽見。
片刻後，疼痛似乎略微輕了些。洪祿承喘息了幾下，一狠心，扶著床頭他又重新坐起來了。這感覺怎麼說呢？就像萬千細針一齊刺著他的腿。他的汗無疑出得更多了，可畢竟還是立住了。就這麼著，他就生抗著，直到鑽心的疼痛又衰減了些，才再次咬牙硬挺著一點點挪動。許久許久之後，在顫顫巍巍中，他終於完成了預定動作，帶著滿身冷汗靠在了床頭。
洪祿承長長舒出一口氣後，閉上了眼。挪動之後往往是腿最疼的時候。為了好受些，他常像這樣把眼閉上想事兒。這種時候，他往往就會溫習起有關洪家祖輩的故事，和他一生所走過的路，因而也總會萌生出一些說不清的悵然和迷茫……
洪祿承是1917年1月27日生人，農曆是民國六年的正月初五。算下來，1977年剛好六十歲整。他與妻子王蘊琳是在1937年成的親，一直以來相敬相愛，攜手至今已育有三子一女。他生活中大部分都很普通，尤其是共和國建立之後。可要是非從他身上找到些什麼特彆符號的話，那恐怕就來自於他的家世了。因為他並非生於普通人家，而是生於解放前京城頂級的富豪世家——素被稱為八大宅門之一的洪家。
在我國，談世家，談富豪，要有個分類，並不能拿來一鍋燴。1949年以前，京城的富人階層很複雜，既有交替登上政治舞台的新執政者，也有前清一係遺老和北洋廢官家族，甚至還有逃難至京的俄羅斯王公貴族。而即便是豪商富賈，也因資金來源或是經營內容的不同，存在“官僚資本”與“民營資本”的差異，有著“新實業派”與“傳統行商”的區彆。
洪家曆來以買賣興隆和善於經營為京城百姓所稱道，是最典型的傳統商人代表。在解放前，京城流傳著一個有關老字號商鋪的順口溜——“頭頂馬聚源，腳踩內聯陞，身穿瑞蚨祥，腰纏四大恒，品茗吳裕泰，落座龍順成，大擺洪門宴，延年齊仁堂。”這其中的“大擺洪門宴”一句，指的就是以酒樓飯莊和餑餑鋪立足京城，並以“宴”字的諧音字——“衍”和“燕”字作為商鋪字號的洪家。
洪家的家族史有記載，洪家先祖洪祥祺是雍正年間從山東福山老家來京的，算下來到洪祿承的父親洪效儒這代，洪家在京城已曆經九代人。這二百年的商業積累和人脈關係，為洪家涉足其他更賺錢的行業提供了基礎，故而在洪效儒掌家之時，洪家的商業版圖已變得異常龐大。
當時洪家名下各類產業計有：飯莊衍慶堂、燕喜堂，酒樓衍美樓、燕興居，餑餑鋪衍美齋、金蘭齋、衍英齋、衍祥齋、衍福齋、衍華齋、衍德齋、衍寧齋。這些莊館和餑餑鋪地跨京津兩地，聯號分號共計一十八家。其中，衍慶堂、燕喜堂均位列京城十大堂，衍美樓為京城八大樓之一，燕興居為京城八大居之一，衍美齋則與永星齋並稱當年京城北案烘爐局之魁首，風頭甚至還壓過了正明齋和瑞芳齋。這麼說吧，單是京城的餐飲業就被洪家占據了十之二三。
另外，洪家還跨行經營著天寶金店、三陽金店、萬慶當鋪、古玩店聚寶齋，並與太醫院壽家，合股共辦了參茸莊衍壽堂。分號遍及京城、津門、滬海、南京、西安、青島、煙台、旅大、沈陽等地，共計一十六家。
在京城，人人都知道洪家富。但要說起洪家人過著怎麼樣的日子，大多普通人除了管中窺豹了解的一些表象外，其餘也隻能靠臆想了。打個比方，百姓說富，必是“穿金戴銀，錦衣玉食。”而真正豪門世家，卻隻說“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台。”其間差彆，一語可判。況且除了優越的物質條件以外，在商業富豪的真實生活裡，還包含著許多難言的苦澀。
這話絕非無病呻吟。我國曆史上的統治者們，一向覺得商人靠出賣彆人生產的東西取利，是極不道德的行為。而且從根兒上又認為商人的逐利性是搞亂社會的隱患，十分的不可靠。於是乎，對“商”這個階層，曆來嚴防死守，實行“抑製政策”，即“重農抑商”。故而商人富是富，但社會地位始終卑微。
就拿大清國來說，商人該穿藍布大褂，那就得穿藍布大褂，你有錢也不行。而且商人的兒子還不許做官，這大概就是現在說的封建壓迫。
說到這裡，洪祿承的父親，平生倒是對雍正皇帝十分推崇。理由嘛，多少有點另辟蹊徑的意思。按照洪效儒所說，在以農為本的封建社會裡，統治者最怕百姓脫離戶籍成為流民，使之失去剝削的對象，所以往往竭儘一切辦法控製人身自由。而曆朝曆代，卻唯有雍正朝的“攤丁入畝”政策歪打正著，竟為國人提供了真正的人身自由，這才使人們有了脫離地著選擇職業的可能。否則，按照舊有的束縛製度，洪家是根本沒有機會離開老家的。而且即便到了京城以後，也同樣不可能招攬到足夠的人手和夥計。更何況，若不是清廷皇家鄙夷商業到了不屑為之的境地，規定旗人經商就要被削去旗籍，那麼像洪家這樣的漢商即使身在京城，也是不會有什麼生發機會的。對父親這個觀點，洪祿承也深以為然。
可即便做買賣的基礎條件有了，但隻憑一個普通商人要想把買賣做大，或是想進入國家專賣的領域，仍然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除非，你去依附權貴，成為所謂的“官商”。
在那個特殊的曆史時代，洪家自不能免俗。不過，洪家人也用親身體會驗證了一個道理——做一名“官商”，雖然社會地位體麵了些，做買賣也會有很多便利，但副總用卻也同樣嚴重，甚至有些得不償失。
其中邏輯不難理解，正因為靠山是“官”，所以投靠的商人不僅在要接受權益分配的不公平，並且還會因為靠山身份帶來的特殊需求，從而承擔諸多的犧牲和風險。
比如清末的“官商合辦”，這個由頭就是個吞銀子的黑洞。不知有多少“官商”，因為主家迎合“上峰”而被迫身陷泥潭，成了犧牲品。
而在此之後，接踵而至的清帝遜位，則更是一場幾乎使整個京城商場為京城官場陪葬的曠世災難。
大清國的時候，京城的消費主體是以滿蒙旗人和官員權貴為主。所以辛亥革命讓清政府這麼一倒台，不僅消費市場直線萎縮，並且就連許多陳年舊債也難以追回，這就導致了大量中小工商業者直接破產。而且越是“官商”，在這種情況下損失也就越大，因為這些大商家最大的顧客就是紫禁城。
拿洪家來說，“衍”字號餑餑鋪曆來有代替宮廷內外餑餑房製作傳供的活計，而參茸莊衍壽堂又長期專辦東西禦藥房的人參和鹿茸，這麼算下來，一共一十六萬兩貨款就此打了水漂兒。再如齊仁堂嶽家，因為享有供奉宮廷其他禦用藥材的殊榮，也不得不咬著牙硬撐下近二十萬兩的虧空。而在所有與清宮有經濟往來的商家中，損失最大的，恐怕就是專為皇家營造的興隆木廠馬家了。據說，修光緒東陵所欠的二十二萬兩和修北海所欠的三萬餘兩，皇家一個子兒也未曾支付，而當年給馬家留下的那張欠據，也隨著北洋政府的登台，成為了永遠無法兌付的一紙空文。
到了北洋執政時期，政府則開始提倡“西風東漸”和“實業救國”，商人的地位表麵上有了些提高。但實際上，商人的待遇不僅沒有什麼改善，反之比清末還遠遠不如。且不說軍閥之爭造成市麵貨源奇缺，也不說政府暗中為外國資本的經濟掠奪大開方便之門。最主要的，是北洋政府收的苛捐雜稅要比清政府還狠得多。而且軍閥亂戰時期，每一位帶兵入京的將軍，都把商人們當成了碗裡的肉，任意勒索取用。這種情形下，商家們的“大出血”也就可想而知了。
更何況，那些大兵們也不是好敷衍的。這些家夥隻要從軍營裡一被放出來，全是一窩蜂的來市麵上占便宜。而洪家的店鋪，因為有好吃好喝，自然就成了受侵害的首要目標。大兵最顯著的特點，就是“生混蛋”，乾什麼都橫著來。罵著“媽拉巴子”白吃白喝不說，更有甚者還仗著手裡的槍杆子公然行搶，如若抗拒，那必定會砸店傷人的。
洪祿承從兒時起，就見慣了父親因為兵痞鬨事頭疼煩惱的樣子。而像這種讓洪家既鬨心又窩心的日子，大約要到1928年東北易幟，才算告一段落。
不過，封建製度的終結，畢竟還是對世風轉變起了積極的作用。特彆要提的一點是，從1919年起，由於“五四”思潮影響，社會上開始湧現出一批新興商人代表。這一批人是非常年輕的，其中不乏高等知識分子，甚至於“海歸派”。他們沒有舊有商人的身上的世故與內斂，而是表現出充沛的熱情，以富國強民為己任，走實業救國的路線。雖然他們身上也不乏偏執和理想化的缺陷，但他們卻是我國曆史上最有報複，最愛國家的一批商人。而他們所興辦各類新型工廠和公司，也以強大的造富能力和全新的經營模式，很快成為了商界最耀眼的焦點。
每當提起這段往事，洪祿承都不得不對父親感到由衷欽佩。在這種新舊交替的大時代背景下，正是由於他父親的精明，洪家才沒有墨守成規，被舊有的傳統束縛住手腳。
洪效儒雖無實業派那樣的眼界與留洋經曆，卻懂得乘勢借風，投資生利。雖不懂得新型實業的經營方式與工業技術，卻明白商場上最根本的原理——任何買賣永遠都是以金錢為基。所以，他果斷抓住了機遇，投巨資入股了嶽乾齋的鹽業銀行和黃奕柱的中南銀行，以及德國人詹姆士創辦的朱諾飯店，並很快從這些洋行業裡分享到了甜頭。
待到洪祿承成為父親助手的時候，他個人出自對這批實業派精英的敬重，又遊說父親繼續投資了京城的丹楓火柴廠，以及股份製的津門北方輪船公司和津門利中酸廠。就這樣，洪家的財富在分享盈利的同時，也間接為國家出了一把力，達到了一個雙贏的結果。
實際上，從1927年“蔣光頭”定鼎南京，到1937年南京政府執政時期，可謂我國工商界難得的“十年建設”黃金時期。儘管期間國外資本與官營資本異常強悍，但民營工商階級在短期間內取得的成績仍是蔚為大觀，甚至使“實業救國”、“科學救國”的理念演變為一種時代潮流。
隻可惜，這批本土的資產階級實業派實在運氣不佳。羽毛才剛剛生長出來，還尚未豐滿，就又遭到外敵入侵。而本應代表他們利益、保護他們生長的上層建築，這時候卻露出了既軟蛋又混帳的真容。在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爆發之後，南京政府隻知道找商人捐餉捐糧，軍隊卻不能儘責守土，以至於實業派們數年的心血大多付之東流，或是一頭躲進了租界，或是被迫千裡流亡。
傾巢之下，焉有完卵？國難當頭，洪家也未能幸免。京津淪陷後，在日本人的“限糧政策”下，洪家的店鋪入不敷出，可日本人又不允許歇業，所以隻好賠本維持。尤其洪效儒還拒絕使用偽幣，又不肯與日商做生意。所以洪家的店鋪每日還要被上門的漢奸、特務輪番勒索。最不幸的，是隨著戰火的蔓延，洪家在異地的店鋪也紛紛毀於戰亂，而最終能僥幸保存下來的，寥寥無幾。
好在洪效儒做為洪家的當家人睿智依舊。在盧溝橋事變剛剛爆發之際，他就偷偷下手安排，讓洪祿承攜新婚妻子王蘊琳一起逃反，由津門乘船去了滬海。並且在臨走的時候還交給兒子一張存單，洪祿承這才知道，原來為以防萬一，父親在美國花旗銀行一直存有六十萬銀元。
到達滬海後，洪祿承也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在租界裡醉生夢死，或是庸庸碌碌乾等戰火平息，而是時刻在尋找著能幫洪家保存實力、減少損失的方法。
當洪祿承發現在日軍侵華的腳步下，滬海租界裡反因為避難人口增加呈現出一片畸形的繁榮時，他馬上就與時任工部局董事的猶太地產商哈同合作，用花旗銀行裡的這筆錢，在租界裡大肆興辦西餐廳、咖啡館、舞廳和夜總會，並很快賺了大錢。因此抗戰勝利後，再回到京城時，洪祿承已積攢了足夠的財力，來挽救洪家岌岌可危、瀕臨破產的祖業和信譽。也終於使得病危的父親放下了心病，帶著微笑握著他的手安然離世。不過，洪家的這段興盛史擺脫不了曆史的桎梏，終歸也隻是曇花一現。
之後的三年，由於政府處置戰後經濟極為不當，“劫收大員”滿天飛，借沒收“敵產”之名大肆中飽私囊。我國的工商階層始終處於一種“孤兒”狀態。在那時，要想維持一份產業，可說是戰戰兢兢、慘淡經營，不僅要靠自己承受下日酋侵略的造成的損失，同時也麵臨著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擠壓與吞並威脅。
內戰起後，蔣管區物價飛騰，當局又強迫民間上繳銀元黃金，兌換成一錢不值的“金圓券”。致使整個經濟呈現崩潰之勢，神仙也無力回天。無怪乎當時有人咬牙切齒把委員長稱為“蔣該死”，並私下宣稱“三民黨不亡，沒有天理”。因而在內戰時，我國的工商階層，大多數人並沒有跟三民黨共進退，隻在觀望中期盼塵埃早日落定。
在這種背景下，洪祿承即便再有商業才華，也無可作為。能做到勉強維持諸多產業的經營，還能給洪家的老夥計們掙上一口飯吃，著實已經不錯了。眼見民營資本絲毫不知出路何在，洪祿承的心頭隻有愁雲慘霧。
1949年，大軍狂飆席卷。隨著三民黨敗走台灣，世界輕而易舉轉換成了紅色。
江山底定初期，由於民營經濟在全國經濟比重中舉足輕重，而且新執政的紅黨麵臨著一些實際問題，還需要民族資本助一臂之力。所以隻要不是官僚資本，不是洋行買辦，工商階層還是被定義“人民”，是所謂開明的“民主人士”。乃至在國旗中，也占有一顆星的位置。
在這時，紅黨高層對知名的商家是禮遇有加的，並給予了非常優厚的待遇。如齊仁堂第十三代傳人嶽鬆生，就屬於商界中積極擁護紅黨的代表人物。不僅得到了提拔和重用，在日後甚至成為了京城的副市長。
而以洪家在京城商界的名聲，洪祿承自然也是重點統戰對象。政府為他安排的名份、職務都有。但洪祿承一向秉承祖訓，習慣低調行事，本能地不願當這個出頭的櫞子，故而他最終婉言謝絕了市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職務，隻肯頂個“工商界人士”的名頭。
此外，建國之初的經濟政策也很平穩。在經濟管製上，除了打擊金銀外彙等投機生意，新政權強製沒收的，也隻針對官僚資本、敵偽財產。而對私營和個體經濟的態度，除了恢複生產、擺正新的勞資關係之外，隻是“利用、限製、改造”。
這種合衷共濟的經濟狀態，一直持續到1952年。而在這段時期內，整個世界幾乎被重新改造了一遍。什麼事都要重新開始，連語言文字也得從頭學起。因此不僅1949年以前的社會頑疾被掃蕩一空，而且社會的發展也一日千裡，遙遠得如同做了一場夢一樣。
那的確是一個豪邁的時代，不過在凱歌行進的同時，仔細打量，也會發現有一些裂隙，與那紅底金字的光芒十分不協調。
從1950年起，不斷有各界的“群眾運動”被發動。如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運動”，又比如“土改”、“鎮反”、“肅清反動會道門”等等。這一係列的清理舊政權的殘餘，創立新社會的規範等等舉措，其正義性在當時不容質疑，也給紅黨增添了救世色彩。不過，由於其方式超越了法製，也沒有政策約束，其中的過激行為、違反政策的情況發生了不少。總之，這些運動雖未波及到工商階層，卻起到了殺雞駭猴的作用。
就是從這時起，洪祿承的精神始終處於被抑製狀態，並開始為自身的處境擔心。他不得變得不小心謹慎，既不去過問政治，也不敢多賺錢，隻求在新政權下當個順民，安安份份做自己的買賣。
沒多久，政府組織洪祿承去參加了“學習國家政策，積極自我教育”的群眾運動，他開始意識到身上有著“原罪”。心虛之下，為了“贖罪”，他首先積極響應“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不惜變賣家產籌措資金，捐了幾架飛機和幾門高射炮。接著，還主動上交了用來出租的十幾處閒置房產給政府，以解決不斷增加的京城市民人口安置問題。果然，他這力爭好好表現的舉動獲得了政府的肯定，登報表揚和大紅獎狀的鼓勵也猶如護身符一般，讓他那不安的心暫且安定下來。
如果曆史是公平的，那麼洪祿承這番舉措可謂英明之至，後來也就洪福齊天了。隻不過，風雨要是都按著天氣預測那麼來，就無所謂狂風暴雨了。困難若是能由著你安然做好準備，也就沒有把人逼瘋這一說了。
洪祿承哪裡會想到，僅隔兩年，一場席卷整個工商界的清查就憑空臨頭。而當他在群眾鬥爭會上拿出獎狀，並提起此時做過的一切時，卻根本無人相信。曆史就是這麼可悲，旁人冷笑中的一句“資本家還能愛國嗎？”，就把他自證清白的希冀全部抹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