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起來，糧票這種不到火柴盒一半大的小紙片，可要比人民幣更多種多樣。這都是因為當時人們的飲食劃分是主食多於副食，副食裡又以青菜為主。所以人們肚子沒油水，導致了糧食需求量大。而糧食供應裡粗糧又多於細糧。所以糧票就變得五花八門起來。以京城為例，這時的供應比例是二成大米，四成白麵，四成玉米麵，被老百姓們戲稱為“二白一黃”。
洪衍武點完的糧票一共是十二斤三兩。其中米票一斤半，麵票五斤一兩，剩下的就都是粗糧票了。除此之外，還另外有一張二兩油票，這可不是後世那種給汽車加汽油用的，而是去糧店購買食用油用的。
至於那把舊鑰匙……
洪衍武還真是想不起來了。
這倆煙屁股？
去，什麼玩意。
洪衍武一抖手，義無反顧彈掉了倆個煙屁，隻把半盒火柴揣回了兜裡。可剛扔完，他也想起來了。
彆說，勞教的時候，他還真有過這種愛好。
原來，那時的洪衍武最喜歡替管教乾部打掃辦公室，由於積極的態度還受過表揚。可他的目的卻並不這麼簡單，其中的真正緣故是因為盯上了簸箕裡的煙屁股和乾淨信紙。為的是把煙頭裡的煙絲掰出來，製成用手“擰”的“煙卷”，俗稱卷“大炮”。
農場不讓教養抽煙，洪衍武隻有抽這種手工卷成的“大炮”過煙癮。這事兒沒人知道，為了保密他連陳力泉都沒告訴。
他也不覺得抽煙頭有什麼難堪。什麼時候辦什麼事兒，好歹比彆人沒煙抽強。而且通過這事他還了解到，管教乾部們把煙頭都抽得奇短，這讓他比可憐自己還可憐他們。那扔了的倆煙屁，恐怕是他藏在身上的“紀念品”。
總之，他目前的財產已經數清。人民幣一共八塊六毛八分錢，糧票合計十二斤三兩，二兩油票，半盒火柴，一把鑰匙……
哦，不對。洪衍武忽然想起身後廣場的地上還扔著一個鋪蓋卷。
他掉頭一路找回去，卻發現原地隻有煙頭和紙屑，那又臟又破，油叱麻花的鋪蓋，此時卻居然不見了。
是被掃垃圾的扔了？還是被彆人拿走了？這玩意還會有人要？
得，丟就丟了吧。他乾脆放棄了尋找。
1977年的京城氣候不比後世，樓少車少，也沒什麼溫室效應，三月底還非常寒冷。一陣小風刮過，跟小刀子似的。洪衍武不由打了個寒戰，還真有點兒瑟瑟發抖。
他身上並沒穿勞改農場的黑色衣褲，棉襖棉褲外麵的罩衣是一身洗得發白的人民裝。他的屁股、膝蓋、胳膊肘都打著補丁，腳上穿了一雙破舊黑色大棉窩，鞋幫已經露了棉花。如果擱三十年後，他這一身打扮絕對是丐幫不外傳的法寶，弄不好能混上個六袋弟子，可在這年代卻並不引人注意。他站在廣場上，如同綠草中的一片葉子，毫不起眼。
這並不奇怪，衣服打補丁在這缺吃少穿的年代太普遍了。“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當時的社會就是這種生活水平。大家都是一樣的浸透汗水、打著補丁，所有人一起引領著樸素的潮流。
除此之外，“十年運動”還導致了共和國服裝的“一元化”，全國人民都一個樣兒。要說服裝顏色，幾乎全是藍色（包括青黑色）、軍綠色（包括軍黃色）灰色這三種“老三色”。服裝款式也不過是軍便服、乾部服、工作服（青年服）這些“老三服”。這些衣服可謂席卷全國，男女通穿。而因為這種抹殺個性的政治化服裝時尚，共和國人民被西方人譏稱為千篇一律的“藍螞蟻”。
或許不少八零後九零後看到這種情景會覺得很土，很可笑。用他們眼光看，京城簡直成了一個被乞丐占領了的城市，這年頭的人個個全堪比“犀利哥”。但在這個特殊的年代，人人皆是如此。衣著樸素是一種榮譽，更是一種無奈。這是大時代的原因，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
洪衍武把棉襖捂緊了些，開始左顧右盼，辨識方位，尋找去路。
這是三十多年前的老火車站，來來往往的人們騎著自行車，旅客們或是背著行李或是手裡提著鋪蓋，從他身邊匆匆而過，每一個人的麵容看上去都那麼遙遠又那麼親近。
眼前這一切雖然普通，可對他而言卻如同夢境。他一想到不久前還身在2012年，又如何能不惶然？如何能不激動？
眼睛裡那種濕潤的感覺又來了，他不禁想在心中大喊。
1977年！我洪衍武又殺回來了！
可他剛握緊拳頭，腦子裡又不知怎麼冒出一句特煽情的話。
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他立刻升起一種衝動，甚至想在滿是臟土的地上打個滾兒。好讓家鄉的土，家鄉的地和自己親近一下。
寒風中，他眼圈紅了，鼻子也抽起來，像極了一個淘氣的孩子，在因父親的責罰而委屈。
此時，一棟早已久彆的平房院落，不可避免地從他的心裡跳了出來。
福儒裡二號東院。
一想到家，他渾身馬上蕩漾起一陣暖暖的激動。那裡有他的親人們，有還健在的父母和妹妹，還有仍把他當成弟弟的哥哥們，甚至就連陳力泉也還平安地活著。
回家，我要回家。
對，馬上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