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終有一天，您所為之辯護的帝國也淪為弱小，那麼也請您不要為它的分崩離析而悲傷，而喊冤！因為按照您的話，這也是合法的，這也是理所當然的！我會用儘我的餘生等待這一天的。”
麵對肖邦滿懷激憤的視線，一股無名怒火也猝然在普希金的心中竄起。
他自認為自己已經對這個波蘭流亡者足夠“忍讓”了，從見麵開始就在吹捧對方，並且好聲好氣地跟他“講理”，可是換來了什麼？
換來了越發咄咄逼人的問題，還有近乎於無禮的詛咒。
更令他氣憤的是，這種詛咒不是針對他個人，而是針對他的祖國——這比針對個人更能夠觸動一個愛國者的神經。
一怒之下，他幾乎就要放下詩人的架子，讓麵前這個瘦削的音樂家嘗一嘗什麼叫做真正的“俄羅斯力量”了。
不過好在最後他還留有幾分理智，他想起了自己答應過自己的朋友，絕對不在這個場合鬨事，他不想丟朋友的臉。
而且，他答應這場會麵的初衷，也是為了有禮有節地展示俄羅斯文化人的風範，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為祖國辯護，如果現在自己一怒之下動了手甚至提出決鬥的話，那豈不是反而更加加深了世人對俄羅斯的“刻板印象”？這是絕對不可取的。
所以，一貫性情暴烈、多次決鬥過的他，這一次罕見地克製住了自己的脾氣。
要文鬥不要武鬥……至少今天應該這樣。
既然決定隻把衝突限定於口舌之辯，那麼他就不得不開動自己的大腦，想辦法反駁肖邦的咒罵——或者至少為自己的祖國搶回些許的顏麵。
不過，他不得不承認，眼下自己在論辯當中處於下風了。
這其實也是作繭自縛——既然他把沙皇占據波蘭的合法性建立在了維也納和會的安排上，那麼肖邦當然可以反駁說維也納和會根本沒有給過波蘭民族自己表達意願的資格——宰割波蘭命運的俄普奧三大列強，本來就是維也納和會的主導方，再加上波蘭又有站隊拿破侖的“汙點”，他們怎麼可能給波蘭任何發言權？
如果是一個完完全全的帝國主義者，普希金現在倒也好辦，直接大大方方地承認“沒錯，老子有刀在手就是有理”就行了，可是他並非這種人，他終究是一個文化人，無論如何都不願意拿弱肉強食這一套來給自己辯護。
所以他就陷入到了現實難以彌合理論的困境，波蘭此刻的處境讓局外人同情，自然也沒有多少人會欣賞俄羅斯對波蘭的“合法權利”。
另外，肖邦的詛咒雖然難聽，但是好像也難以反駁
在歐洲大陸上，強國的興起和衰亡，都有著太多的例子——遠的不說，之前瑞典號稱波羅的海霸權，曾經武裝乾涉三十年戰爭，還多次在爭霸戰當中打贏過波蘭和俄羅斯，現在就完全衰敗下來了，從彼得大帝開始，俄羅斯不斷地從瑞典的控製區當中掠奪土地，在戰勝了拿破侖的同時還征服了波羅的海沿岸以及芬蘭的大片土地，瑞典曾經的霸權已經灰飛煙滅，在可預見的未來也絕對不會成為歐洲的一流列強了。…。。
那麼，同樣的命運，會不會在不遠的未來降臨到俄羅斯身上？
在感情上他當然不願意承認這樣的可能性，但是對照曆史，他好像也很難完全否認掉，至少他沒有底氣當著肖邦的麵說“俄羅斯將永遠強大”。
就這樣，普希金處在左右為難的夾縫當中，一時間竟然有些進退失據，雖然不想在這個波蘭人麵前顯得心虛，但一時間也不知道應該如何反駁對方。
好在，他畢竟是個聰明人，而且也有著詩人的口才，在發動自己的才智絞儘腦汁之後，他終於找到了破解自己不利處境的思路。
“肖邦先生，您的話很難聽，非常失禮，不是一個紳士應該對自己的朋友說的話，但即使如此，我還是願意忍耐您的冒犯，並且莊嚴地對您做出回應。”接著，他也抬起頭來，以昂然的姿態，侃侃而談，“您說得沒錯，這個世界上沒有永遠繁榮昌盛的國家，哪怕偉大如羅馬，在幾百年的興盛之後還是不可避免地迎來了衰敗，如今已經杳然無蹤——所以，我也無法口出狂言，認定我的祖國絕對會一直如日中天。
可是，難道您認為這就是好事嗎？您雖然並非曆史學家，但是您應該看得到，斯拉夫民族在千百年當中遭遇過多少苦難，它被入侵、被殘殺的曆史，遠比俄羅斯存在的曆史還要長，您當然知道，它甚至還遭遇過十字軍的討伐！在這千百年的苦難麵前，俄羅斯所造成的痛苦簡直不值一提。甚至直到現在，在巴爾乾，在高加索，在許許多多地方，斯拉夫人仍舊還在蒙受劫掠和屠殺的恐怖。
隻有到俄羅斯帝國興盛起來之後，這漫長的苦難才終於看到結束的曙光，散布在一座座村莊的斯拉夫人，終於不用害怕突然降臨的刀兵之災，終於不用害怕橫死於瓦良格人、蒙古人或者德意誌人之手……俄羅斯帝國的存在，讓恐怖的劫掠和屠殺終於遠離他們，而曆史也證明了，斯拉夫人隻有團結在一個偉大的國家周圍，才能夠擺脫綿延千百年的恐怖……俄羅斯帝國如果毀於一旦，那麼這將是全體斯拉夫人又一次的滅頂之災，所以我、我所有的朋友、我的子子孫孫，都會用儘我們的一切力量，阻止這樣的災難發生，絕不讓同樣的恐怖再度降臨。”
雖然一開始隻是為了辯護，但是普希金的情緒也隨著自己的言辭而漸漸地高昂了起來，說到動情處，他的嗓子甚至變得嘶啞了起來。
“除了是斯拉夫人之外，俄羅斯帝國也是東正教徒的保護人，正因為有它的存在，如今所有的正教徒都已經自由地保存自己可貴的信仰，不必擔心被當做異端或者異教徒所驅逐和殘殺……您難道不願意承認嗎？如果沒有帝國的存在，或者如果帝國衰敗了，蘇丹會以何種手段來對付它境內的正教徒？它又會以何種惡毒卑劣的手段，去毀滅我們的信仰？您當然看得到這樣的後果，所以您也應該承認，沒有我們的存在，斯拉夫民族和正教徒將會重新承受他們在曆史上的災難，俄羅斯帝國必須屹立在那裡，才能夠避免一切的毀滅！”…。。
普希金絞儘腦汁構思的回複，巧妙地避開了俄羅斯與波蘭的單獨矛盾，而是為帝國本身的存在和壯大來辯護。
他當然知道，帝國的所作所為有太多的汙點（許多汙點連他自己都看不慣），所以他就決定越過話題本身，從民族和宗教來論證俄羅斯帝國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必須性。
而他所構思的辯護，最終也將成為俄羅斯帝國官方為自己辯護的主要理由。
在19世紀中後期，隨著西方工業革命的越發深入，和科技文化的跨越式發展，西歐和俄羅斯的發展差距一度越拉越大，而這時候，圍繞在俄羅斯身上的“打敗拿破侖”的光環也早已經褪色，西歐的人們也逐漸對它產生了難以抹消的蔑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