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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秉政的五年多時間裡，憑著滿腔的熱忱與忠心，範仲淹對帝國進行了涵蓋政治、經濟、軍事等諸多方麵的改革。
當然，本質而言，範仲淹的種種政策措施，隻是改良，隻是匡正大漢帝國這艘巨輪航行過程中的偏向與謬誤，而對帝國一些深層次的、根本的問題，卻往往顯得無力。
尤其是在涉及製度問題的時候，就更顯困難，朝裡朝外，會有無窮的麻煩與阻力，向他侵逼而來。同時，作為大漢帝國時代的精英官僚，範仲淹本身又是一個極其忠實的維護者、與鞏固者，這也從根子上注定了他的掙紮。
事情做了很多，動作大大小小，但成效如何，隻能說難孚眾意。
但凡改革，本質上還是對資源的重新分配，而這注定會侵犯到帝國那根深蒂固、盤根錯節的食利階層的既得利益。而這，注定是會引來敵對與反抗的。
事實上，範仲淹在秉政之後，提出的改弊革弊理念以及一係列具體政策措施，比之世祖、太宗乃至世宗時期的各項改革，不論是範圍還是力度，都要弱上許多，在很多畛域甚至隻是隔靴搔癢。
隻不過，落實執行的難度，與遭遇的反對攻訐，也同樣超乎想象。因此，在治國秉政日益艱難的日子裡，範仲淹也時常思考一件事情，為何他提倡的東西，諸如吏治、法治、商法、鹽務、土地、稅務等方麵的改革措施，都隻是鞏固延續祖宗之成法，結果卻是群情反對，舉步維艱。
要知道，範仲淹的治國思想與理念，堪稱集世祖、太宗、世宗三朝之精華，他所推動的諸多政策措施，絕沒有超脫既往三朝眾多的改革的範疇，在影響與力度上，更難與之相提並論，哪怕是以謹慎、保守著稱的世宗皇帝，都有不少突破性的創新。
比之他們，範仲淹乾的事情，實無多少新意可言，很多政策，都隻是老調重談，甚至於，就是照搬祖宗之政。然而就是這樣，也往往事與願違。
於是，範仲淹秉政期間，大漢帝國朝堂上出現了最怪誕的一幕。“範黨”高舉“祖製”，欲匡扶帝國為政之失，改興除弊，而“保守黨”們，則同樣高擎“宗法”，進行批判攻訐，勢必要維護朝綱正統，祖宗成製。
而雙方，都能在“三皇”之治中找到準確的、有力的法理依據，甚至於，都能從帝國卷帙浩繁的檔案之中，找到舊日的詔文
雖然，自世祖、太宗、康宗到世宗這四朝，有很多政策理念都是一以貫之，具備極強的延續性。但後繼之君，在前代帝王的基礎上，進行相應的完善改製，也是平常且頻繁的事，尤其在太宗時期。
以宗法駁祖製，這一套被帝國的權貴們玩得極溜，而每一場風波與爭論，伴隨著的，卻是權力、地位與利益之爭。
唯一值得慶幸的是，有百年沉澱的大漢帝國，不管爭得如何頭破血流，都還沒有人膽敢打破既有之政治規則，權貴之間，基本的體麵都還保留著，鬥爭都留有餘地，處於一種理性、平衡的狀態。
而這種狀態，也已保持幾十年了，便鬥爭激烈如康宗朝時，都是如此，這樣近似於潛規則的約束，對帝***政的穩定性來說，顯然是具備極大積極意義的。
需要提一點，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四十多年後的正統朝，朝野上下，不論是貴族官僚，還是文臣詞客，他們對於太宗皇帝的評價，是越來越高的。
在文臣史官們的春秋之筆下，太宗皇帝劉暘的地位與曆史評價，是呈逐漸上升的態勢，到正統朝時，幾與世祖皇帝相當了。
在世祖皇帝那輝煌功績與成就加持的身軀上，是難免斑斑劣跡，但即便史筆如刀，也不是大漢帝國的這些文()
臣史官們，能夠黑得動的。
於是，他們能想到減輕世祖皇帝“神聖性”的，便是另外樹立一尊新神，而論德、論望、論功績，太宗皇帝劉暘便被選中了。
當然，太宗皇帝也是當之無愧，他對大漢帝國的意義，是要放到曆史高度來談的。如果說世祖皇帝是帝國真正的奠基者，那麼太宗皇帝的作用便是夯實築基，正是有他在位期間不懈的匡政明法、改興除弊，方有“雍熙之治”，方使大漢能夠以一個強盛而平穩的姿態，走過帝國百年。
上承開寶，下啟建隆。這便是曆代帝國史家名臣們，總結而出對太宗皇帝的評價，並且在建隆時代也逐漸遠去的正統朝，太宗皇帝在臣民主要指帝國的權貴們的心目中，帝國日益高企。
造成這樣的結果，原因隻有一個，除了太宗皇帝，他們沒法再找出一人，來與世祖皇帝“打擂台”。
而對範仲淹來說，小到禁止官僚乘轎，中到鹽鐵整頓、茶糖專營，大到土地清丈，沒有一件事能順順利利辦下來的。
尤其是後者，進入正統時代後，帝國的土地兼並情況，又不可遏製地向前加快步伐了，伴隨著的，卻是地稅的逐年減少，是相應稅製措施的貽怠與失時、失效。
為此，在正統八年的時候，範仲淹正式啟動了，再一次對全國田畝數量的清丈。此一道政令，在朝廷內部都爭議頗多，到了地方更是沸反盈天。
為此事，無數功臣勳貴、官僚大臣跑到皇帝劉維箴那裡訴苦，不過，最終還是在範仲淹的堅持下，推進了。為此，範仲淹雖然自朝中簡拔了大量朝官、清流，前往各道州進行監督巡視，但效果顯然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