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就這樣來到了景定元年二月，滯留於大宋荊湖南路許久的蒙古軍隊兀良哈台部，終於趕著沿途繳獲的財貨子女，在四境宋軍的注目禮歡送下，慢吞吞的到達鄂州附近的青山磯，與留守的蒙古軍隊一起北渡，徹底離開宋境。
朝廷也終於下達了讓賈似道班師回京的詔令。
關於戰後的議功，闔朝上下已經醞釀了幾個月。大小官員不管是否真的在抗蒙之戰中出了力，也都使儘了渾身解數，想方設法要在這次利益重組中分一杯羹。身臨一線、親冒矢石的賈似道自然是最大的贏家，在蒙古強大的軍事壓力下，他憑此次之功讓宋理宗對其寄予厚望，詔還進京後位列宰輔、執掌權柄已是板上釘釘之事。
當然這事也不是沒有阻力，比如左丞相兼樞密使吳潛，自詡道德名士，看不起紈絝出身、蔭補出仕的賈似道，與其一向不睦，沒少在朝野內外說他的壞話。他上書宋理宗，言及鄂州之戰，乃是忽必烈自己引軍北返以求爭位，要說功勞，也應是守釣魚城打死蒙哥汗的王堅，與賈似道何乾？
他更是指使同道，在朝中散播消息，說賈似道私下與忽必烈聯係，許以割地賠款，喪權辱國。證據就是忽必烈引軍北返之前，兩軍陣中多次往來使節，而賈似道手握荊湖十數萬精兵卻不予追擊，竟目送忽必烈離境。一時批評賈似道的聲浪竟在朝中甚囂塵上。
而吳潛有同道，賈似道也不是沒有同黨，他們立刻對吳潛的觀點發起針鋒相對的反擊。兩軍陣前，互派使節，這是再尋常不過的事，那蒙古軍每次外出攻伐，必先遣使而告，難道是為了求和？賈似道身為當朝丞相，率孤軍入援敵軍鋒芒所指的孤城鄂州，親臨一線指揮抵抗，史上又有幾人能做到？你吳潛這麼有氣節，自己怎麼不上前線，偏偏躲在臨安城裡吐酸水？
所謂追擊北返的蒙古軍隊，更是紙上談兵、強人所難。世人皆知蒙古鐵騎悍猛，與其在野外浪戰，宋軍很難能討到什麼便宜，包括整個鄂州之戰，一直是憑借堅城防禦，已是苦苦支撐，絲毫未曾占據過上風。貿然追擊野戰，勝算極低且不說，怕不是正中忽必烈下懷？到時這十幾萬精銳主力有什麼差池，東南板蕩，大宋又以何為屏障？吳潛身為樞密使，卻絲毫不懂兵事，隻知說風涼話、扯人後腿，好不知恥。
至於割地賠款、喪權辱國，更是無稽之談。縱使當年秦檜之流，遮蔽內外、權傾朝野，若是沒有高宗皇帝首肯，紹興和議，也斷不能成。更何況賈似道隻是前線一統兵將帥，如何敢做這個主，又如何做的了這個主？就算賈似道敢說，蒙古軍就敢信？你怕不是拿忽必烈當傻子！
雙方在朝堂上你來我往的爭論，卻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外溢效果。
大量的底層青年官員和在野文士也加入了論戰，而且出乎意料的是，他們幾乎一邊倒的支持賈似道。比如上蔡書院山長王柏，獻詩歌頌他“義概包宇宙，智略吞群英”，“歸來輔皇極，一稔舒群情”；和靖書院山長鄭之因，說賈似道縱使“殆許歲幣”，也隻是緩兵之計，至於劃江割地不過是無稽之談；史館校檢黃勇，身為青年文士魁首，直言“事急之際，嘗約議和，也未嘗不可，不能以此而掩再造之功”；就算是一向以剛正著稱的掌理軍器監兼權直學士院、狀元文天祥，也評價賈似道“鄂渚之戰何勇也”。
賈似道此番舍身犯險，逼退強敵，正和儒家士大夫出將入相的崇高目標，在尚且心存理想的大宋基層青年們心中引起了巨大的共鳴。也正是基層青年們的力挺，讓他在輿論上瞬間壓倒了質疑之聲，使吳潛一方也不得不偃旗息鼓，不甘不願的敗下陣來。
二月十八日，賈似道令班師大軍在後緩行，自領少數先導回到臨安。宋理宗親自率百官在臨安城外等候迎接，“依文彥博故事，郊勞於城外”，“擇日對禦賜宴”，讚揚賈似道“奮不顧身，吾民賴之而更生，王室有同於再造”，可謂極儘光榮、隆恩浩蕩，風頭一時無兩。
待到賈似道入城之時，官員百姓夾道而迎，擠的數十丈寬的禦街兩畔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眾人皆欲爭相一睹再造之臣的真容，賈似道騎著駿馬在街中走過，所到之處山呼讚頌，直教他心花怒放、欣喜若狂。
當日禁中便傳出聖旨，加賈似道少傅、衛國公銜，參與鄂州之戰的諸位大將也都各有封賞：呂文德在仍為保康軍節度使、四川製置副使、總領四川財賦的基礎上，此次又兼領了夔州路策應使，賜錢百萬；守鄂州的高達升為荊湖北路安撫副使、知江陵府，賜錢五十萬；守潭州的向士壁遷兵部侍郎；劉整升任知瀘州兼潼川安撫副使；其餘大小官員各有封賞，不儘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