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亂】
在昭宗撥亂反正的過程中，崔胤成了大功臣，特彆是固辭司徒的舉動，更加博取了昭宗的好感，認為崔胤是功成不居的模範。
崔胤老奸巨猾，他當然不會貪圖有名無實的名譽頭銜，他要的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實權。有了權，名和利自然會水到渠成。
他做著宰相，還兼領著度支、鹽鐵、三司等使，相當於帝國財政部長兼鹽鐵專賣及運輸總監，是大唐帝國油水最多的肥差。
宰相，百官之首，文官一哥，同時掌控著帝國錢袋子，還要啥自行車？
然而這些依然不能滿足崔胤貪得無厭的野心，他近乎瘋狂地進行著爭權奪利的行動。
首先是爭權。
其一是排除異己，掃除政敵。
例如昭宗欽點的二號種子陸扆，曾在崔胤罷相的時候接替崔胤成為宰相，從而被崔胤記恨在心，而他又是昭宗欽點，深得昭宗信任，故而更被崔胤視作仕途上的攔路虎，必除之而後快。
崔胤抓住了陸扆的一個把柄，那就是陸扆在昭宗反正回鑾時的表現。正月初一那天清晨，孫德昭等人伏擊王仲先，陸扆聽到消息後，換上平民服裝，騎一匹小馬，慌不迭地從長安城東南門逃跑避亂。於是崔胤借題發揮，製造輿論，說陸扆反對昭宗回鑾。
對於陸扆來說，這是致命的誹謗。
昭宗果然對陸扆有所懷疑，於是詢問韓偓的意見。
韓偓，是崔胤提拔起來的副手，也是密謀撥亂反正的參與者之一，故而得到昭宗的信任。韓偓正直忠厚，沒有當崔胤的幫凶，而是替陸扆開脫，“陛下重返正位的密謀，隻有崔胤和我等少數幾個人知道，陸扆根本不知道。他突然聽說皇宮發生變故，驚慌失措也是情理之中，喬裝逃命，人之常情。如果陛下非要追究他的過錯，也隻能責備他身為宰相而無心為國死難罷了，怎能說他反對陛下重回正位呢？這恐怕是有人彆有用心，故意挑撥離間，請陛下明察！”
昭宗雖然沒有立刻給陸扆穿小鞋，但心中的芥蒂還是生根了。即便如韓偓所說，不能上綱上線、給陸扆扣上一頂“反革命”的大帽子，但陸扆終歸不能算一個合格的宰相，不能殺身成仁、舍身取義，大難臨頭各自飛，實在是有負朕望。
陸扆如崔胤所願，被罷相。
其二是提拔親信，培植黨羽。例如舉薦王溥做宰相。
王溥，名門之後，祖上幾代人都在朝中為官，有正直謹孝而聞名於世，其中他的叔祖曾在文宗朝著名的“宋申錫謀反案”中，不畏強權，堅持為宋申錫鳴冤。
崔胤之所以舉薦王溥，並不是因為老王根紅苗正，而是因為王溥是崔胤的幕僚，小跟班。並且也參與了迎接昭宗反正回鑾的密謀，這是重要的政治資本。
其三，是敲山震虎。
無論是打擊政敵，還是提拔親信，都是在文官內部的動作。崔胤明白，要想做到權傾朝野，就要與宦官集團一決雌雄。
大唐光化四年（901）四月，回歸皇帝寶座三個月後，昭宗晉謁皇家祖廟，大赦改元，改光化四年為天複元年。同時宣布為王涯等十七家平冤昭雪。
王涯等十七家，是“甘露事變”中的受害者。“甘露事變”發生在文宗朝（835年11月），是文官集團與宦官集團的一次血腥交鋒。起初是文官密謀誅殺宦官，結果卻被宦官反殺，包括王涯在內的很多文官慘遭滅門，被宦官誅殺了共一千多人。
“甘露事變”的影響極其深遠，最顯而易見的就是在隨後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宦官勢力在與文官勢力的鬥爭中一直處於絕對的優勢地位。
在“甘露事變”近七十年後，忽然下詔為王涯等平冤昭雪，政治意義深遠，是要對宦官勢力動手的信號。
除了爭權，更要奪利。
在敲打了宦官之後，崔胤就迫不及待地把手伸進了宦官的錢袋，首先收回宦官的一項特權——酒曲專賣。
不要小瞧這項特權，它可以與鹽鐵專營，或者今天的石油、天然氣相提並論，富得流油。
其實這項特權並沒有明文規定，更沒有紅頭文件的支持，隻算一種“潛規則”，屬於“你懂的”的範疇。
此話要從前權閹楊複恭說起，當時，楊複恭以供應禁軍的軍餉為由，向財政部借了一年的酒曲專賣特權，用這一年的利潤貼補禁軍，等於朝廷給禁軍的政策性撥款。然而楊複恭卻是劉備借荊州，“借一年”中的“一年”成了“每一年”，從此之後就不還了，日深月久，宦官擁有酒曲專賣特權就成了約定俗成的潛規則。
酒曲專賣特權名義上歸財政部，實際上則被宦官把控，如果崔胤想直接奪回到財政部，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不要低估崔胤的權術，他沒有直接收回酒曲專賣特權，而是先宣布廢除酒曲專賣特權，準許賣酒的商人自己製造酒曲，然後再由稅務部門向其征收稅款。變相收回了酒曲專賣特權，而宦官對此毫無還手之力。
為了緩和矛盾，崔胤給宦官和禁軍留出了三個月的緩衝時間，以傾銷其庫存，減少其損失。
實在是溫柔的一刀，既打擊了宦官，又增加了財政收入，獲得了昭宗的支持，還獲得了民間商人的擁護，當然也充實了自己的腰包。一舉多得，隻有宦官和禁軍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