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熙信裡的話不多，意思很明確。
便是劉表現在已經算是高壽了，有沒有想過百年之後，子嗣如何安排？
袁氏之事在前，景升公沒有身後之憂嗎？
劉表看後，不但沒有因為對方談到後事而生氣，還陷入了沉思。
袁熙信中所說的事情，確實是他現在最擔心的！
二袁相爭，袁氏二子內鬥，幾乎將板上釘釘屬於袁氏天下的大好局麵讓了出去，天下諸侯包括劉表在內見了，都暗自警醒。
在很多外人看來，袁紹廢長立幼，乃是取禍之道，但少數人卻能理解袁紹的想法，其中自然包括劉表。
因為他也想廢長立幼。
漢律在規定繼續承人的時候，雖然提到長幼有序，但更重要的是，家主的決定權。
自古以來，即使對於虛假的神明，華夏人也遵奉著實用主義的路線，更彆說直接關係到家族前途的立賢立長之爭了。
各人有各人的家事，劉表不清楚袁紹的目的和動機是不是和自己一樣，但對於劉表來說，廢長立幼是他所能想出的兼顧各方的兩全之道。
因為在荊州，幾大家族關係錯綜複雜，盤根錯節，想要在荊州行事，便離不開這幾個家族的支持。
荊州實際上一共有八大家族，龐家（龐統）、馬家（馬良、馬謖）、習家、楊家（楊儀、楊顒）、黃家（黃承彥）、蔡家（蔡瑁）、蒯家（蒯越、蒯祺）、桓家（桓階）等。
東漢初年，八大家族裡習氏最強，他們的先祖習鬱為光武帝獻計平定秦豐，封為襄陽侯，當時整個襄陽都是習氏的食邑，後世習禎投靠劉備，做到了廣漢太守。
此世劉表入荊州後，與延中廬縣人蒯良、蒯越、襄陽人蔡瑁等共謀大略，奪取了荊州，蔡家和蒯家開始崛起。
蔡家雖然事跡不顯，但從其和劉表聯姻來看，顯然是將賭注鬥壓在了劉表身上，應該是背後下了不少力的。
而蒯家功勞最盛者，則是蒯良蒯越兩兄弟。
蒯良為劉表獻計，“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術勇而無斷……宗賊帥多貪暴，為下所患……使示之以利，必以眾來，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盛德，必繈負而至矣，兵集眾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
這成為了劉表之後一直奉行的戰略，同時蒯越誘請宗賊首領五十多人赴宴殺之，奪其部眾，又勸降江夏賊首張虎陳生等人，讓劉表有了自己的私軍，兄弟兩人也就此成為了劉表奪取荊州的首要功臣。
當然，這些私軍戰力不如其他家族的部曲，漢末時候，諸侯所用多是私兵部曲製度，即主公的部下，其所擁有的部曲，是直接聽命於部下，主公是直接無法直接指揮調動的。
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成本問題，部曲的武器盔甲糧草，都要有人負責，很多諸侯沒有土地財貨，自然也養不起兵，於是隻能采取折衷之策，即招納自帶部曲的部下，為自己效忠。
這些部下大多數都是當地的地主豪族，也隻有他們有大量的家奴，和能養活家奴的土地，謂之私兵，當初麴義的八百先登，高順的陷陣營皆是如此。
這樣一來，主公不需要養兵，隻需要得到對自己忠心的部下就行了，而投靠主公的部下，自然是因為主公許諾的條件，雙方大部分時候，隻是基於利益合作。
但這種情況自然也有隱患，主公不能隨意調動兵馬，說明其無法完全掌控部下，而部曲的武器盔甲，乃至糧餉家人，都是身為地主的將領養活，自然也對家主付出比最上麵的主公更多的忠心。
這對於小富即安的諸侯來說，也隻能睜隻眼閉隻眼，但誌向遠大有野心的主公，便會想辦法消除這些隱患。
最普遍的，就是利用士族之間的矛盾，找個光明正大的借口轄製部下部曲的規模，若再做的明顯些，就是對一些不在怎麼聽話的部下直接下手，治罪削地，奪其部曲，後世孫權就是精於此道的佼佼者。
在追求大一統的中原地區，這種現象也是極為普遍，袁紹對付麴義呂布，皆是看到了其私兵勢大的隱患，曹操直接打壓甚至殺死兗州士族，皆是如此，此事無關對錯，隻關乎利益。
當然，曹操殺邊讓時政治手腕還不成熟，手段太過極端，目的太過明顯，遠不如袁紹利用冀州士族謀士間的矛盾那麼隱蔽，所以激起了強烈反彈，吃了大虧。
後麵他想到的解決之道，便是屯田製，收歸多餘的土地，加重百姓的稅賦，用多餘的財貨收買士族，彼時兗州士族反叛失敗後，也隻能接受了曹操的條件，兩邊暫時共存下來。
袁熙則是一早便看到了這個問題，所以他最早打幽州的時候，並怎麼依賴當地士族，反而是依靠一些地位不高的小士族，或者是良家子打天下，同時儘可能將土地納為公田養兵。
他敢這麼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他背靠的本就是勢力龐大的袁氏。
但中原的做法，放到長江以南，又有些行不通了，因為無論荊州所在的江表，還是江淮所在的江左，亦或士族最為頑固的江東，相對於連年戰亂的中原，士家大族已經穩定經營了數百年，勢力早就根深蒂固。
在這種情況下，想要完全掌握一地極為困難，尤其作為外來戶的主公想要做任何事情，都離不開當地士族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