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楊衛帆和成琳遭遇的困局相似。
幾乎與他們同一時間，陳氏父子也因為國情的原因，在事業上飽受磨難。
他們父子倆的心血之作——《天生我材必有用》係列的第一部《父與子》，落入了一個難解的窘境裡。
幾乎差一點就灰飛煙滅，被徹底毀了。
說起這個係列的喜劇電影，在我國電影史上所占據的重要位置是毋庸置疑的。
他表達了一個叫“二子”的京城底層小人物，在改革開放時期經曆社會巨變時，種種的無所適從。
在電影裡，這個似乎就活在人們身邊的角色，一直在靠著本能的善良和質樸的天性，尋找著自己不確定的命運。
正因為這個人物的言行都是從老百姓認可的價值角度所出發的。
而且以生活化的視角，真實的記錄下了當時社會飛速變化的時代狀態。
這一係列電影的影響和價值，完全可以與日本那號稱最長係列的《寅次郎的故事》相媲美。
不過實際上呢，作為這一係列電影的主創者。
陳氏父子在創作之初，可沒有這麼明確的目標，如此高瞻遠矚的抱負。
其實他們想拍攝這一係列喜劇電影的真正原因，不過是因為人民群眾需要喜劇罷了。
陳老爺子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
“我們的老百姓太苦了，要給老百姓帶來歡樂”。
這種真誠、質樸的想法，才是他們爺倆最根本的創作動機。
此外，或許還有個不能訴之於口的原因。
那就是在陳老爺子的心裡，喜劇將是比較安全的領域。
沒彆的，“運動”中的親身經曆，讓陳老爺子真的怕了那句“好人怎麼可能把反派演得那麼好？”了。
他既不願重蹈覆轍，更不願自己兒子以身涉險。
於是從此拒不再碰反派，一門心思認準了喜劇道路，也是人之常情啊。
隻不過願望雖然是好的，但許多客觀問題需要麵對，“東方卓彆林”這條路實在不好走。
比如說，當時共和國的電影仍是完全的計劃經濟體製。
想要拍攝一部電影，必須由電影廠接受國家任務，或提出計劃。
經由國家批準，才能組織編劇、導演、攝製組，進行生產。
影片完成後，還要接受電影局審查。
最後再由政府管轄的發行放映公司收購，才能在全國的影院裡發行放映。
另外意識形態上，喜劇片也不受待見。
在當時，陳氏父子以娛樂性為主的喜劇創作嘗試，不僅顯得太過超前，很有些“離經叛道”的味道。
況且以片種而論，哪怕是具有教育意義的“喜劇片”，地位也遠低於“藝術片”。
說白了，如同公務員一樣存在的電影從業人員，從上到下，隻關心藝術成就和能否拿獎。
根本沒人在乎人民群眾是否喜聞樂見，沒人在乎喜劇片低成本，高票房的經濟利益。
甚至當時的一些導演拍的藝術片是刻意去遠離群眾生活的，他們反倒以票房高為恥。
所以在我國的電影業內，喜劇電影的存活空間一直都很尷尬。
事實上，要不是陳老爺子是京影廠的黨委成員，有一定的小權力。
不惜倚老賣老，舍了麵子，親自抓了《瞧這一家子》和《夕照街》的劇本。
這兩部影片壓根就不會出現在京影廠的拍攝計劃內。
自然也就不會有“二子”這個經典的人物形象展現在觀眾們麵前了。
其實，就連《吃麵條》這部小品也是一樣的。
定節目的時候，就因為這個節目太逗笑了。
反倒因為顧忌不太嚴肅，缺乏思想性，沒人敢拍板讓它上春晚。
要不是社會經驗豐富的“紅葉”，一直厚著臉皮拉著陳培斯在沒被承認的情況下，堅持蹭車、蹭房參加“春晚”排練。
再加上黃導格外看重，最後關頭，他像當初支持穀依一樣的力挺這個節目。
如此經典的曲藝節目，恐怕也會無緣與全國的老百姓相見了。
由此可知，在這個特定的年代，陳氏父子要想把他們的喜劇真的搞成係列電影，到底需要克服多少艱巨的困難。
彆的不說，拍攝之初，這“求名分”的一關就先把父子倆給難住了。
因為哪怕有《夕照街》的良好反響和熱度，可沒用。
老爺子為了前麵拍的兩部片子已經欠下兩筆人情債了。
短期內還想繼續拍攝喜劇片，是不可能再獲得京影廠支持的。
而陳培斯又是隸屬“八一廠”的演員。
軍隊製片廠對拍攝內容的要求更加嚴肅，壓根就沒有喜劇片的名額。
這樣一來，他們就不得不低聲下氣四處求人，千方百計的找門路，給自己的電影弄“準生證”。可惜上趕著不是買賣啊，求人哪兒是那麼好求的？
這個過程注定會受到歧視，甚至是飽含屈辱的。
像去年，陳培斯和“紅葉”還沒走紅的時候，曾特地坐火車帶著他們自己做的劇本遠赴“西影廠”。
卻沒想到，那個因支持藝術片為“第五代導演”們集體感念的西影廠廠長，甚至都懶得出來見他們。
隻派一個副廠長很隨便的翻了翻劇本，就明確的做了回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