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對於哪一個商人來說，社會上的重大變化往往都意味著最大的生意機會。
作為共和國來講，打開國門之後，來到首都的外國人越來越多，這便是當代最重要的變化之一。
這一點對大部分京城人來說，其實並不太難感覺到。
因為天安門廣場上，故宮前，王府井，使館區這幾個地方，各種膚色的“歪果仁”一直都在與日增多。如果以年來計算，更是以幾何速度來爆炸的。
還有，“京城飯店”、“友誼賓館”這些涉外賓館越來越人滿為患，甚至新開張沒多久的“建國飯店”，入住率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而“聚德全”在京的幾家門店，如今每天接待的顧客已經有四成是外國人和港澳同胞，更是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隻是感覺到這種變化是一回事，但懂得窮人要和有錢人做買賣這個道理，能清晰地把這個現象與賺錢聯係在一起，卻是另一回事。
整個京城也僅有不多的聰明人，才注意到了這些洋人本質上是一個個流動的錢包。
像倒騰外彙券的“黃牛”們是一批，從外交公寓的外國人手裡“收破爛”的有一批。
也有教外國人漢語的，幫外國人做翻譯的，甚至還有出賣肉體陪外國人睡覺，或是傍著外國人，狐假虎威，行騙懵錢的。
而就是這些聰明人，也沒有一個能像洪衍武這樣獨具慧眼，發現旅遊商品這塊大蛋糕的。
因為實事求是的來講，旅遊商品這個概念在我國一直都是沒有的。
過去，我們對外國人的生活毫無限製，這些傳統玩意也實在沒什麼新鮮的，外國人來到京城，想買這些小玩意，隨處可以賣到。
同時我們的商家又一直把古玩、茶葉、絲綢、繡品這些高級商品當成普通的買賣來看待。
隻要進店都是客人，掏錢就夠了，誰管你是出於什麼動機來買呢？
所以也就從未有人把這種特殊的市場需求單獨區分出來過。
但改革開放之後可就全然不同了，改變恰恰從這時開始。
一方麵是共和國對入境的外國人管理嚴格，限製很多，購物、吃飯、住宿都必須在指定地點。
另一方麵，傳統工藝品的生產長期不受重視，在“運動”中日益凋零，民間藝人幾乎不複存在。
而眼下私營經濟的恢複又剛剛才開始起步，重新開始做買賣的操業者甚少。
於是老外在這方麵的需求便很難再得到滿足，一個需求龐大卻幾乎毫無競爭的市場也就這樣形成了。
實際上不少來華夏旅遊的外國人都是“揣著錢來，又揣著錢回去”，還常常會抱怨說“華夏是世界上唯一沒有旅遊紀念品的國家，京城是唯一沒有旅遊紀念品的首都”。
以洪祿承的眼光，一經洪衍武提醒，是很容易就看到其中蘊藏的厚利的。
那麼由此可知，洪衍武能“想到”這一點，在他爸爸洪祿承的眼裡，是多麼的“有創意”啊。
事實上，儘管嘴上沒提起過，但老爺子的內心，是很有點自愧不如，相當佩服兒子的。
但反過來呢，談到具體經營和規劃方麵，可就該換成兒子來佩服老子了。
說實話，洪衍武也有點本事不假，他自己把其他的幾樣生意不規劃的挺好嗎？
可彆忘了，他經營上的優勢主要還是體現在製度製訂和掌控人心上。
額外的一點小聰明都體現在了怎麼發現渠道、運用渠道和有效利用現有條件、如何降低成本上了。
這點本事，主要得益於他過去房地產商兼顧流氓的從業經驗，和重生帶來的“遠見卓識”。
但他的弱點恰恰在於從未涉足過需要不斷開發產品，為大眾提供長期服務的實體行業。
說白了，他這個野蠻生長的投機主義，是完全跟著記憶中的熱點走。
市場上缺什麼就賣什麼，什麼利厚就賣什麼。而對於產品和服務的認知，卻完全是初級認知。
想想看，他之所以從“花城”進貨，讓底下人就認準牛仔褲，不就是怕踩錯步子嗎？
這本身就是一種欠缺能力的表現。
而他這方麵的缺陷，在商品緊缺的時代還不會太明顯。
但如果沒有了重生優勢，一旦進入百花爭鳴，人們的需求變得多樣化的時代，他就該越來越感到頭疼了。
如果按洪祿承的理論來看，這也就是習慣了靠渠道撈偏門的副作用了。
那麼如果讓洪衍武自己來規劃旅遊商品的話，按他的設想，應該就是全麵撒網，遍地開花的遊擊戰。
凡是有外國遊客的地方，就該有他的人。
至於具體商品上，隻要有民族特色，成本低就好，拿過來打著純手工的旗號就賣唄。
反正是殺“外國豬”，又不會有回頭客，摟頭按脖子就一刀，能放多少血放多少血。
但實話實說，如果真的要按照這樣去辦，痛快是痛快了，恐怕收益就會大打折扣了。
因為他忽視了一點，旅遊商品和他從事的其他生意最大的區彆就是，那不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剛需”，也不是“癮品”。
千萬彆拿外國人當二傻子，人家買這些東西不過是心情愉悅下的錦上添花之舉。
買可以，不買也可以。哪兒能明知道是坑還往裡頭的跳呢？
必須得看上眼，真心喜歡，價格還得合適才行，不會跟著你的指揮棒轉悠的。
事實上，失敗的例子早已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