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事求是的說，其實“窮”這個字，並不能完全讓人產生致富的強烈願望。
拿我們國家來說，老百姓早已經窮慣了。
從封建時代開始，一直到建國之後的六七十年代。
生活窘迫、忍饑挨餓的家庭，在我們這個古老的國度裡數不勝數。
然而改革開放之後，能及時抓住曆史機遇，甚至敢於去抓這個曆史機遇的人，卻如鳳毛麟角。
這自然是因為人有惰性，因為長期處於封建農耕社會，所造成的安貧樂道的局限性。
我們的老百姓太容易滿足了，隻要窩頭變成白麵饅頭，大醃蘿卜換成了帶葷腥的炒菜，就隻剩下心滿意足，來感歎活著的滋潤了。
然後人們往往會用“知足常樂”這樣的話來寬慰自己，好為本身的不思進取，找到一個消除負罪感的理由。
而遠在大洋彼岸的非洲大陸，似乎更是在嚴格地遵循這個規律，所以才會一直與貧窮難舍難分。
由此可知，因為窮就拚命的致富，這顯然是缺乏生活邏輯的。
如果理智的來看，窮與富其實是生活境況的南北兩極，這種改變就代表著要走極端。
因此這“兩極”的轉化，真正的動因隻能來自於自身價值取向的醒悟。
而這種醒悟，注定了那滋味必然是刻骨銘心的，一定得深深的觸及靈魂才能達成。
否則，一個人又憑什麼會從習慣的狀態下，敢冒大風大浪和大起大落的風險，走向另一種截然相反的未知處境呢？
家住京城西四的郭長春，他的經曆就足以說明這一點。
由於他是家裡的獨生子，符合留城政策。
因此1968年初中畢業之後，他沒有像其他人一樣上山下鄉，而是幸運的成為了醬油廠的一名工人。
儘管學徒工隻有十七塊零八分的工資，但他留城了，而且是國營企業正式職工。
他也因此享受到了青春的快樂，在二十三歲就及時的結了婚。
僅憑這兩點，他就感到一種驕傲和滿足。
郭長春和他的父母一樣，都是隻知道看自己腳底下走路的本分人。
他從不高攀，沒想過發財，隻求沒災沒禍、穩穩當當過日子。
所以就是真碰上天上掉餡餅的好事，出於恐懼，他也根本不會彎腰去撿。
這不是假話，有一次，他撿到一個裝著兩千元的皮包，就毫不猶豫送到了派出所。
那包是銀行工作人員遺失的，銀行為此給他的單位送了錦旗，領導也要豎立他當典型，要全廠表彰。
可他就連麵對應得的榮譽，同樣還往後縮。
非說“我不是覺悟高，我要拿著那錢，燙手臟心，日後沒好報，晚上肯定得做噩夢，乾嘛跟自己過不去？您也甭拿我當**，甭想高抬我。”
結果衝著這“沒水平”的話，一個“先進”泡湯了，領導把他的名字從上報的名單裡劃掉了。
然而他知道之後，卻並不感到沮喪和懊惱。反倒跟告訴他的人聲稱。
“我本來就不是先進，即使給我抬上去，早晚也摔下來，我真謝謝領導這樣做。”
結果弄得認識他的人都說他傻。
想想看吧，以郭長春的這種根深固定的思維模式，假如在他的生活裡不發生重大變故。
他一定也和千千萬萬的普通人一樣，安安心心掙著那份死工資，每天按部就班地工作，下班回到自己大雜院的家裡，與父母妻兒共守平淡如水的日子。
他是絕不會隨便背離自己的信仰，跟擺攤兒這種事發生任何關係的。
但就是很偶然的一次同學聚會，讓他經曆了強烈的精神震蕩，把他推入了商海。
那是1981年的國慶節前，郭長春帶著兒子頭一次下館子，去見他的幾個中學同學，幾個剛剛解決了工作問題的返城知青。
大家都不富裕，本來吃飯的錢，應該大夥兒一起湊的。
可郭長春因為上有老，下有小，兜裡摩挲了半天也隻掏出了一塊兩毛錢，距離每個人三塊的標準還差得遠。
他又不是一個人來的，這不禁讓他有點臉紅，隻能推說出門急了，忘了帶錢。
後來一個大方的哥們替他出了，大家嘻嘻哈哈一笑，也沒當回事，然後就開始聊彼此這些年的情況。
不用說，大夥兒對郭長春有幸留城和生了個大胖小子都深表羨慕，免不了好一通恭維。
而這點讓郭長春自己也有點飄飄然。
可偏偏吃飯的時候又出了意外，卻徹底毀了郭長春保持了十來年的心理優勢。
敢情郭長春三歲的兒子是特彆愛吃紅燒帶魚，可那一盤子也就十來塊魚，哪兒禁得住七八個大人一起吃啊？
這孩子才剛吃完碗裡的一塊，眼看著盤子裡的魚風卷殘雲的消失了，就開始哭。
郭長春呢，一個大老爺們，心糙得很，哄哄孩子還繼續和同學們說話。
可沒想到他的兒子看見鄰桌客人離開了，那桌上也有一盤剩下不多的帶魚。
趁著沒人收拾，他就自己出溜下桌，跑過去撈盤子裡的東西吃。
結果呢，沒擇刺兒，擱在嘴裡紮著了。一下子就大哭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