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4月，距離“偉人”《關於建築業和住宅問題的談話》已經過去了整整一年。
這一時期，除了為了“響應”談話，最早一批由機關、企事業單位出資建設的住宅小區，已經有相當一部分到了落成使用的時候。而且從1976年至1980年這五年間，京城市陸續建成房住宅麵積也達到了1126.4萬平方米。
另外，為解決建成的房屋四處扯皮，不能儘快投入使用的情況，在今年2月16日，國家頂層又召開擴大會議發布決議。要求任何機關單位，凡是建好了的房子，限期三個月之內住進人，否則就由京城市政府沒收。
於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整個京城逐漸掀起了一輪搬遷狂潮。
這一下子，和打家具的木匠、顛大勺的廚師相仿，連蹬三輪車的個體“板兒爺”也忙得熱火朝天起來。
不能不說，和以往相比，新建住宅的公共設施與生活設施比較齊全，住宅的建築標準也有很大提高。
因此在這個月，劇作家蘇書陽告彆了他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小巷子，喬遷新居後。完全是帶著一種非常愉悅的心情，開始寫作電影劇本《夕照街》的。
或許也是受到現實生活的影響，這部影片結尾處，夕照街的人們同樣告彆了他們維係數十年的過往生活。
大雜院，公廁，擁擠的胡同隨著殘陽夕照漸漸消失。未來生活的模樣在遠方的地平線上朦朧浮現，等待被塑造，成型。
當然，職工對住宅需求出現了高升增長是社會普遍現象，哪怕房子蓋得再多再快，跟這段返城高峰期每年以幾十萬計算的回歸人口一比，就成了杯水車薪了。
無法解決終究居於多數。這就像食物鏈一樣，注定了不可能所有人都有這種福氣，搬進窗明幾淨的新單元房。
可有一些人又實在是缺房到了不能繼續等待的地步，於是讓年輕的夫婦們住進筒子樓，不失為一種暫時緩解單位住房困難的好辦法。
同樣是在這個月，人藝演員楊力新也在三樓分上了一間麵積不足十五平米的小屋。和妻子一起住進了首都劇場的後台。
儘管房間實在擺不下什麼東西，一張雙人床，一個大衣櫃。一個帶推拉門玻璃的茶具櫃就沒地兒了，但與那些仍舊是沒有還分布上房的人相比，楊力新已經深感滿足了。
唯獨使他感到不太適應又有些為難的，是新生活裡未免充斥著一些忐忑倉皇的色彩。
因為住在筒子樓裡，生活中大部分的隱私和習慣隻能暴露在鄰居的視野中。誰家的事情，彆人家很快就知道了。大家都沒有特彆的私密，關起門你睡覺，開這門每家可以穿來穿去。
要說也是巧了。這一年很快就要上映的電影《鄰居》。恰恰反應了社會住房緊張的矛盾與現實。
同時也對在這種內部有著長長的走廊，廁所，水房，廚房公用的筒子樓裡。一家一盞燈，一戶一個水龍頭，一個電表的生活方式，有著比較詳實的體現。
這讓這部電影成了那一個時期國人生存形態的一種記錄。使得乃至今天，我們對多戶人家聚居在一個大樓道裡頭，到底是怎樣的一種生活方式，仍舊有據可查。
但筒子樓還不是最差選擇的解決方案。更多的分房無望的老百姓，隻能在1976年地震棚的基礎上擴建。像鳥兒“絮窩兒”一樣，繼續搭蓋起各種材料、各種樣式和各種麵積的小房。
朝向東南西北不拘，三角形、梯形，什麼都有。各房之間的過道兒，隻要能將將推過一輛自行車去，鄰居就不說話，“雜”是當然的。
甚至就連這樣的情況也分三六九等。
有人運氣好，院裡地兒還大，有地方接房、改房。靠四處撿來的磚，先下手為強，弄好了能弄個夠高夠規整的二十平米。
可跟著後麵的人，所以麵臨的條件必然因此而變得越來越艱巨。有人想儘辦法，最後也隻能湊合蓋出個八平米、石棉瓦頂子的“陋居”來，僅僅隻能保證放張雙人床、不漏雨而已。
但這還不是最堵心的情況。
像有個女孩從兵團回來，由於家裡孩子多，隻有兩間房。可憐她多年不在家，一奶同胞的兄弟姐妹因突然多個她出來而不能相容，經常吵架。
她沒地方住，長期打地鋪。最後齊齊哈爾一個對她頗有好感，她卻一直不太“感冒”的男知青給她來了信，結果就因為那邊有房可結婚。她竟毫不猶豫，轉了戶口，離開了京城。
由此可知，在住房緊張的年代，僅為了一處小小的容身之所，許多普通人會為之付出多麼重大的代價。這實在是一種極為殘酷無奈選擇。
所以和以上這些情況相比起來。在這次區政府分房中，有幸能把新婚的小家，安置在重文區政府家屬大院新樓裡的洪衍文和許崇婭簡直可以說，幸福得像花兒一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