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就是看在電視機的份兒上，才會按著他們的要求，不厭其煩地打了無數個電話，最後總算是在前門段兒上給他們尋摸著了一個較為合適的事由。
要說這個工作還真不錯。雖然是臨時工，一月照樣是十八塊錢。可每天是在室內上班，固定早六點到中午十二點，六個小時工作時間。
說是體力工作者，可也到不了四脖子汗流的地步，每周還有一天休息日，那比待在菜站，天天雨打風吹可強多了。
不過這活兒唯一的缺陷就是臭，有點醃臢。他們得見天兒跟豬腸子打交道。
哪兒啊？這什麼工作啊？
嗨，京城老字號，鮮魚口的“天興居”飯館。
京城人大多吃過炒肝，都知道這是正宗的京城風味小吃。但上了年紀的老京城人，還知道有關“炒肝”更多的故事。
比如說，知道這玩意其實是由“白水豬雜碎”演變來的。
知道“炒肝”的創始者本是創業於清同治元年（1862年）的“會仙居”。
知道當年是大記者楊曼青出主意做公關，才捧火了“會仙居”的炒肝。
還知道民國22年（1933年），借“會仙居”第三代傳人鬨內訌之際，它斜對麵的“天興居”後者居上。最後不但把“會仙居”給乾趴下了，1952年還把“會仙居”給吞並了。
而從此至今，這京城的“炒肝”，也就首推“天興居”為正宗之源了。
這個“第一”的名頭可不是白占的。哪怕是在這樣的年月，彆的地方炒肝買一毛錢一碗，“天興居”靠著首屈一指的味道和製作工藝，都能賣兩毛錢一碗。
還彆看這麼貴，還照舊是人滿為患。每天熬的七鍋“炒肝兒”，一鍋能賣一百三十碗，不到九點鐘，準告售罄，晚一步都吃不著。這就是差距！
可能說到這兒就有人感到奇怪了。會問，“這麼牛的老字號，那怎麼會有洪衍武和陳力泉的位置呢？能讓他們兩個強勞過的人來上班，那李主任的麵子可夠大的！”
嗨，這事兒也得兩說著。
怎麼呢？
一方麵“天興居”的名氣大是不假。可它出名兒也隻是出在這碗“炒肝”上了。
這東西，京城人是當早點吃的，配著點包子或燒餅、火燒，可不能當正餐。所以說破了大天兒，這“天興居”本質上就是一個大點兒的早點鋪。
店堂四五十平米，也就擺十來張桌子，比普通小飯館大點兒不假，但和“京城烤鴨店”（聚德全）、“齊魯餐廳”（便宜坊）這些老字號一比，可就相形見絀了。
說到實際的經營狀況，除了早上六點到九點，熱鬨不到仨小時，其餘時間顧客寥寥無幾。
也就中午還兼營點炒菜、炒餅、蛋花湯之類的簡便午餐，應付幾個逛前門隻求填飽肚子的外地旅客。
至於晚上那根本就彆想了，鬼影子也沒一個。所以也就不營業了，一過下午兩點，直接上板兒關門。
另一方麵呢，“天興居”現在也確實是急缺乾活的人手。而這就得說到當時特殊的曆史原因了。
原來為了儘可能不去上山下鄉，“天興居”從“運動”時期起，招來的年輕人，竟然大多是從後門安排進去的。
就這幫小青年，無論是來自於什麼樣的家庭，共性是乾嘛嘛不靈，吃嘛嘛香。還都打骨子裡就看不上服務行業，頗有些自覺龍遊淺水、大材小用的委屈。
打上班的頭一天起，他們就沒認真工作過。最擅長反倒是的遲到、早退、吵架、扯淡、或者是跳跳“忠字舞”，打打“敲三家”什麼的。
真論乾活，不幫倒忙就不錯了。
用掌灶司永祥師傅的話說，隻要這幫小子上班彆把蛐蛐帶來，彆再掉進炒肝鍋裡去。包包子時候彆抽著煙，再把煙灰給包進去，他就謝天謝地了。
乾脆，還是讓他們閒著吧，也比裹亂惹事的好。
所以實際上，“天興居”一直都是靠老職工們的自覺性維持著日常經營。特彆是廚房裡的事兒，關係到店鋪的百年聲譽，試過幾次之後，就誰也不敢讓小年輕們插手了。
當然，小年輕們自己也樂得清閒，每天仨小時最忙的時候收收臟碗、抹抹桌子，剩下時間也就抽煙打牌去了。就沒一個人，想著跟老師傅學點技術的。
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現在，而隨著老師傅們一個個退休了，年輕人繼續一個個增多。自然乾活的自然越來越少，吃飽了混天黑的越來越多。
那麼天長日久，全部積累起來的矛盾真到了某種程度上，也就會來一個總爆發了。
而現在恰恰就是這種時刻，因為洗腸子車間的兩位老職工剛剛退休，百十斤豬腸子每天清洗和處理的任務沒人乾了，成了個讓人頭疼的大難題。
是，老職工們還是有人會乾，可是真忙不過來了，至於小年輕們，根本碰都不願意碰一下。
於是這可就愁壞了白白胖胖，彌勒佛一樣的沙亮寶經理。要沒了處理好的豬大腸，哪兒能變出一鍋鍋的炒肝兒來呀。
倘若京城百姓吃不到這一口，那是要叫屈罵娘的呀。真寫封信到飲食公司，肯定得挨上級批評。關鍵是挨批之後還照舊得解決問題，那不就太虧了嘛。
還真是巧了，就在這種最迫切需要解決問題的特殊時候，一個受李主任所托的電話，打到了沙經理的辦公桌上。
正滿頭大汗的沙經理一接電話眼睛就亮了。
有兩個能乾活的小年輕想來這兒當臨時工？這不正是想睡覺，就有人給遞枕頭嘛。
強勞過？那倒不算什麼，反正倆小子也不是因為偷進去的。
話說回來，要不是這樣有毛病的人，他也不能甘心沒有正式編製，還乾這種活兒不是？
得，這麼著，這事兒就說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