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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兒小孩兒你彆饞，過了臘八就是年。臘八粥，喝幾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寫對子。二十五，凍豆腐。二十六，去買肉。二十七，宰年雞。二十八，把麵發。二十九，蒸饅頭。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
這是一首老京城人耳熟能詳的過年民謠。但民謠裡所描繪的為過年而忙碌的場景，現今卻不太能看的這麼齊全了。
因為如果詳細解讀一番，並不難發現，在民謠中所描繪的諸多關於過年的準備工作中，除了掃房子外，其餘的像凍豆腐，燉鍋肉，宰公雞，蒸饅頭，全都是為了過年準備食物的工作。
說白了，不同於今日物質極大豐富的年代。在過去，除了對一家人團聚的期盼，寄托了一種對和美的家庭生活的向往以外。能縱容一下食欲，讓家人放開食量飽餐幾天，才是國人過年的主要內容和真正樂趣。
是的，當年盼過年的確更側重於物質，但這也是人之常情。經過那個年代人決不會恥於承認這一點。
因為在那缺衣少吃的年代，每天的飲食是幾乎不可改變的窩頭和老醃蘿卜，偶有疙瘩湯，也是菜多麵少。而且往往是生病才能吃到的。
要是能吃一回燉肉，能放開量吃一回餃子，對大多數人來說，一年中恐怕就隻有過年這幾天了。於是過年能吃飽飯、吃好飯，便成為永遠的期盼。
說到這一點，洪衍武自己也是比較有體會的，曾經經曆過的許多次改革開放前的春節，讓他深深了解要過好一個年，有多麼的不容易。
那時，由於一切生活資料都由官方配給，每戶有一個京城二商局發的居民購貨證，俗稱“副食本”或“購貨本”，簡稱“本”，按年度下發。
老百姓所需求的全部副食品都須“寫本”，除了食用油發油票，寫糧本，肉食發肉票，其他如粉絲、粉條、澱粉、麻醬、食堿、白糖、雞蛋、豆腐等，乃至日用品如肥皂、衛生紙、火柴等，都要寫在副食本上。
既然是定量供應，那麼東西自然少的可憐。1978年的春節供應，除了甲級香煙由每戶兩盒增加到了三盒，一次買兩毛錢的豬肉不要肉票以外，和往年沒有大的不同。
無非是按照慣例，用春節特供票的方式，每人多給半斤油、半斤肉、一斤富強粉，一斤小站稻米。每戶再分兩瓶白酒，和五斤魚、兩斤綠豆，一斤黃豆。此外，每人名下還有半斤花生，半斤瓜子，二兩豆製品。
那麼對於像母親和嫂子，她們這些幾乎要做無米之炊的家庭主婦們，為難是必定的。她們必須舉全家之力，傾其所有，依靠長期積攢且苦費心思，才能在大年夜準備出一頓相對豐盛的晚餐。
所以儘管知道家裡已經把洪、陳兩家購物本上的東西都買過了。但待母親去上班之後，洪衍武和陳力泉仍然重新走上了街頭。
他們要來一次不遺餘力的再次采購，想買一些正常配給之外的“年貨”，好讓全家人都能過上一個“肥年”、“好年”。
要照常理而言，以洪衍武和陳力泉目前的經濟實力，似乎實現這個願望很簡單。
可實則不然，因為在當年，物價雖然低得令人瞠目結舌。可有一樣，當時既沒有自由買賣的市場，也沒有自由流通的商販。由於東西太少，想多占你有錢買不著。這就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特色。
除此之外，當年的百姓家庭也沒有冰箱，各種保質期短的食品一旦購買太多，也很難儲存，放壞了同樣也是大問題。
所以在這件事上可就讓人有點難以下手了。買什麼，怎麼買都得費點心思。那真是個技術活兒。
一開始，洪衍武和陳力泉先去了最近的自新路副食店，想看看有沒有什麼空子能鑽。沒想到那裡人頭鼎沸，都快下不去腳了。
而他們才站在角落裡觀察了一會。不但發現賣花生、瓜子的櫃台突然掛出了“免戰牌”，讓排了老半天大隊的人民群眾怨聲載道。在賣雞蛋和醬醋的櫃台上，還發生了兩起售貨員和顧客的鬥氣兒衝突。
有意思的是，這兩件事無論孰是孰非，不但都以售貨員一方大獲全勝而結束。而且極具年代特色，完全可以算作是當年物資短缺時代極具代表性的兩個縮影。
咱們先說有關雞蛋的事兒。
由於當年很少有鮮雞蛋出售，都是從遙遠的地方用集裝箱長途調配而來，擱在冷庫裡存放了不知多少天，幾斤雞蛋裡難免有個彆“壞蛋”的現象。
而那時，雞蛋又是“貴重”食品，一個是一個，連春節都沒額外配給，居民全得靠平日每月一人一斤的定量。
所以往往副食店櫃台上都有一個用三合板釘成的箱子，挖出雞蛋大小的槽，槽下墊一層玻璃，箱內安有燈泡，名曰“燈箱”。其目的是把稱好的雞蛋挨個放進槽內照照，看有無“壞蛋”。
但這個東西雖然實用，可具體的使用權可控製在售貨員的手裡。這些手掌“實權”的主兒，往往是對有關係的親朋好友會恪儘職守地“照應”著，但對大部分普通顧客可就沒這麼周全了。
因為一來是平添麻煩，二來副食店還得承擔這些壞蛋的損耗。誰願意乾這種費力不討好的事兒呀？
結果就因為這個情況，今兒就有個顧客不樂意了。敢情排他前麵的就是個售貨員的熟人，買雞蛋時不但沒要本兒，還挨個照，挑出了五六個壞的，人家拿走的全是好的。可到了他這兒呢，售貨員立馬就沒了熱情勁兒，嫌麻煩就不給照了。
正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這個顧客的心裡就不平衡了。當時他就說我買的雞蛋也一個都不能壞。否則我就找你們領導，告你走後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