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為每位官員每月支取1石。這是官員每月生活的基本保障。
二是“折絹米”，即以絹折米，官員俸給每年有2個月支取的是折絹米，通常為絹1匹，折銀7錢。
三是“折銀米”，即以銀折米，每年有10個月支取的是折銀米。
明代官員祿米俸鈔之數，最初確定於洪武五年。到了洪武二十五年的時候，又重新更定官祿，從正一品每年的俸給米1044石，一直到從九品每年的俸米60石，隨之成為一代定製。
明代官俸之薄，堪稱曆代之最。從俸薪來看，明代與唐及五代相比，顯然低了許多。
根據於慎行《穀山筆麈》一書的考察，明代宰相（即內閣大學士）的月俸，還不能達到五代北漢時的一半，與唐代相較，更是相差甚遠。
內閣大學士的官俸尚且如此之薄，至於那些下層官員的俸薪就更顯低薄。據呂坤《呻吟語》記載，倉官每月的俸糧，隻有1石；
驛丞的俸金，一年也隻有7兩銀子。如此低薄的官俸，甚至不如普通的衙門服役人員的工食銀，難免導致這些下層官員出現“不足供饔飱”的生活窘況。
為了讓官員維持還算體麵的生活，洪武大帝思來想去隻好在常俸之外，給官員一些額外的津貼。
儘管在明代尚無“養廉銀”之說，但這些津貼目的還是為了讓地方官員“養廉”。
如今官員津貼，主要有以下三項：一是差旅津貼，包括官員上任時的“道裡費”，地方官員朝覲時的“盤費”。
“道裡費”的多少及其等次，大致為知府50兩銀子，知州35兩銀子，知縣30兩銀子。
地方朝覲官員的“盤費”，道途遠的多達100兩銀子，近的則為50兩—60兩銀子。
二是柴薪銀。這項“柴薪銀”津貼，實際上往往多於官員的月俸。
舉例說明，某人在任福建按察司僉事並出巡地方之時，一個月內，衙內諸如魚、肉、蔬菜的開支，共計銀子2兩餘。
這還不包括家眷的生活開支在內。可見，一個地方官員維持基本的生活開支是每月2兩餘銀子，一年大概需要24餘兩銀子。
這僅僅是地方官員的生活開支，若是在京城，號稱“桂玉之地”，百物皆貴，再加之各種必需的應酬開支，官員的家庭消費，明顯會高出許多。
京城官員的消費，即使頗為儉樸，也需要每年將近100兩銀子，若是不加節儉，更是高達每年600兩—700兩銀子。
又據曆史上李延昰《南吳舊話錄》的記載，稍為普通的讀書人，八口之家，在京城維持一年的生計，大致需要花費銀子50兩。很多初任官員無不陷於困頓的窘境，甚至導致“京債”的盛行。
以某些考中進士留守京師做官的人為例，他們的生計已是相當“空乏”，甚至不得不向他人“稱貸”。
至於那些在京城候選末職的官員，更是窮困潦倒，很多甚至依靠做裁縫度日。為了償還這筆債務，官員上任之後，除了“剝下”之外，隻能“借庫銀以償之”。
官員貪賄索賂，甚至盤剝百姓，蓋有其因。毫無疑問，無論是窮官、冷官，還是清官，明代官員的家庭生計，僅可稱之為“清貧”，實則與普通民眾之“貧困”存在著不小的差異。
換句話說，官員生計的清貧，是一種相對的貧困化，有時甚至是文人士大夫喜歡“哭窮”的習慣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