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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站在了奧爾良家族那一邊，那麼殿下，我必須跟您承認，那是我們的幸運！”
當塔列朗親王提到拉法耶特這個名字的時候，諾瓦蒂埃侯爵猝然爆發了，他高亢的精神在房間當中回蕩，以極為輕蔑的態度否定了拉法耶特的價值。
在後世的曆史上，拉法耶特享有極為崇高的名譽，作為“兩個世界的英雄”載入史冊，人們紛紛津津樂道於他誌願參加美國革命、並且回國之後參加法國大革命的人生曆程，並且認定他是一個偉大的革命者。
然而，在這個年代，拉法耶特的名聲卻要比後世時要尷尬許多——
一方麵，波旁王朝複辟之後，原本的保王黨人們痛恨這個主動鬨革命的貴族，這個是理所當然的；
在另一方麵，即使在所謂的“革命”陣營當中，拉法耶特也同樣毀譽參半。
因為，嚴格來說，拉法耶特雖然在美國是為共和政體而戰，但是在法國，他希望得到的革命果實是一個君主立憲政體，一個開明的君主製國家。
他深受啟蒙主義熏陶，希望舊王朝能夠有所變革，能夠變得更加寬容和開明，讓下層人民同樣能夠享有尊嚴和權利；但他畢竟是拉法耶特侯爵，他的血統、他的財富和他的所有一切都來自於法蘭西的舊製度，他的所有親人也同樣是舊製度的既得利益者，他不可能希望鏟平舊製度的一切。
正因為他身上同時具有新舊時代的烙印，所以他在大革命期間也就同時站在了兩邊——
他在1789年，是一個積極站在第三等級一邊的革命者，跟著第三等級一起向路易十六國王逼宮，並且親身參與了幾乎每一個重大事件，然後被當選為製憲議會副議長，負責起草《人權宣言》和製定三色國旗，成為了名副其實的“革命元勳”。
然而，在最初的革命激情過去之後，拉法耶特的另外一麵就展現出來了，他覺得革命的成果已經足夠豐厚可以到此為止了，路易十六國王將作為一個實權國王和議會一起共治國家，這已經實現了他的期望。
因此，從這時候開始，他非常反感議會和巴黎人民對國王權威的進一步侵犯，他加入了斐揚派，並且成為了國民自衛軍司令，想要以這一支控製巴黎的民兵武裝來維護君主政體。
而就在這時候，國王和議會的矛盾衝突開始變得尖銳，拉法耶特雖然和米拉波（同樣也是貴族革命家）等人“赤膽忠心”，但是國王一家並不信任他們，認為他們和那些對自己逼宮的叛亂分子們是一丘之貉。
為了擺脫危險的局麵，國王也玩起了兩麵派手段，一邊鼓吹對外強硬，一邊卻又偷偷地和奧地利勾結，不光出賣國家機密軍事情報，還試圖逃出法國。
當路易十六出逃失敗、出賣國家機密一事敗露之後，國王瞬間成為了國家公敵，原本在議會當中死保國王的斐揚派，也被國王的所作所為搞得名聲掃地。
拉法耶特等人雖然非常反感國王的所作所為，但是他為了維持局麵，還是硬著頭皮顛倒黑白，把國王出逃說成是被人“劫持”。並且製憲議會還通過決議，宣布國王“無罪”，要恢複他國王的職權。
而這種做法，激起了許多人的憤怒，1791年，不少市民來到馬爾斯校場(chap-de-ars)的“祖國祭壇”上抗議，並且聯署簽名，要求國王為自己的叛國行為負責，退位下台。
就在抗議聲當中，拉法耶特侯爵率兵前來鎮壓，最終約有五十人被槍殺，三百多人受傷。
對群眾開槍讓巴黎群情激奮，拉法耶特不得不在不久之後辭去職務，然後跑到了外省，就此離開了法蘭西的最高舞台。
一年之後，大革命來到了風雲激蕩的1792年，拉法耶特預感到革命將會徹底失控，全國各地都有失去秩序的風險，因此他回到巴黎，希望能夠阻止雅各賓俱樂部掌權，但是他很快就失敗了——一方麵他並沒有什麼搞陰謀政變的才能，另一方麵，如今失控的時局，以及舊有權威的全麵瓦解，已經注定了革命將會走向全麵激進化，拉法耶特一個人也不可能改變什麼。
在一切行動都失敗之後，預感到即將大禍臨頭的拉法耶特在這一年逃出了法國，逃到了他曾痛罵過的“反動專製”的奧地利，他當時的所有名譽也隨之化為烏有。
不過他畢竟保住了命，在他逃離之後沒過多久，國王和王後紛紛走向了斷頭台，而原本積極參與革命的那部分貴族們，也大多數都死於非命，其中就包括了上一代的奧爾良公爵。
總體來說，拉法耶特因為參與了美國的革命而在法國贏得了崇高的聲望，美國的起義成功也讓他感到飄飄然，他以為理想可以輕易實現，結果卻被現實狠狠地教訓了一番。
他想要以立憲革命來挽救國家，結果以國王為代表的舊製度，容不下他這個“叛逆”；而被激發起來的第三等級，又嫌他不夠“革命”，最終落得裡外不是人，英明儘喪。
直到1797年，雅各賓派們紛紛被送上了斷頭台，法國的秩序重新開始穩定之後，拉法耶特被遣送回到了法國，這時候他不再具有操縱政局的影響力，隻是成為了普普通通的議員，國家大事再也跟他沒有了關係。
而這個務虛的角色反而更加適合拉法耶特，接下來的30年裡，拉法耶特就以議會為舞台，唱儘了高調，也在曆史轉折的每一個關頭上都留了名。
1814年，正是他在議會當中帶頭向拿破侖發難，說了“法蘭西已經為您流夠了血，絕沒有任何對不起您的地方，現在大家已經受夠了，請您退位吧”之類的話。
儘管他的話其實並沒有錯，但拿破侖到死都沒有忘記這件事，他還在遺囑中專門列了一條，故作大方地怒斥了拉法耶特，“在法蘭西仍物力豐盈的時候，遭到了兩次不幸的入侵，其後果應歸咎於馬爾蒙，奧熱羅，塔列朗和拉法耶特的背叛。我寬恕他們－﹣願法蘭西的後代也如此”。
1815年之後，他又堅持自由主義立場，反對波旁王朝的白色恐怖和嚴厲清算，他要求維護人民的自由權利，並且為此和保王黨們打了多年的嘴仗；
而在1830年之後，奧爾良公爵篡位上台，並且才用了拉法耶特衷心期盼的君主立憲製政體，他對此大加讚賞，稱讚七月王朝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完美的政體”。
每一次，時局都不由他創造；但每一次，他都能夠在時局當中留下自己的印記。
他的支持者們認為他站在“善”和“正確”的那一麵，寬容開明，是溫和的人道主義者；而他的反對者們則認為他唱儘了高調，享儘了大名，卻在一生當中毫無建樹，隻是個嘴炮分子，一旦讓他去做什麼他就幾乎全搞糟了。
但不管怎麼說，至少他活了下來。
在幾十年腥風血雨的風雲變幻當中，路易十六、米拉波、羅伯斯庇爾、菲利普平等、拿破侖、路易十八……等等這些叱吒風雲的大人物，都已經化作了黃土，甚至有些人還死於非命，他卻還活著，而且依舊得享大名。
他也許不是勝利者，但是卻成為了幸存者——或者說，正因為他不夠具有威脅，所以他反而能夠活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