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外公於一九八八年九月份向北京市委提出退休申請，三個月後他的退休申請獲批。過了半年後，的一九八九年四月初，他到解放軍總醫院檢體，發現已經是骨癌晚期。得知外公生病後，我專門谘詢了其他同學，並把我心中計劃告訴他們：“我想去南方打工掙點錢，給我外公治病。”其他幾個同學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其中有位同學給了我最後的提醒：“你才高中畢業，如果沒有一技之長，就彆想掙大錢。”在聽完他們的說法後，我隻是一笑了之。
在得知我外公生病一個月前的三月初，從北京外婆帶上了我跟小英的戶口本，和我坐火車又返回唐山公安局開平區分局，為我加急申請了為期十年的一代塑封身份證，四個工作日後，她老人家和我去了唐山公安局開平區分局把我的身份證我終於拿到了自己的十年期的身份證了。
他已經住進了解放軍總醫院的腫瘤科病房。他對我們說：“不管退沒退休，我都不願意住什麼高乾病房。”所以他身邊隻有一位主治醫生（楊曉潔）。她對我說：“你外公的病預後不樂觀，因為癌細胞已經開始擴散了。這種病情，再有錢也看不好。但是我們醫生會儘力的，這個你就放心好了。”
我外公想回家，我跑去問了楊醫生。她告訴我：“你外公現在可以回家，但是要注意不能吃辛辣食品，也不能喝酒。”於是，我們把我外公接回家裡。可是，沒過兩周，他再次返回到腫瘤科住院，他這一住就再也沒有出來。我外公不想讓外人看出來他曾經是北京市副市長，所以他堅持不住高乾病房，堅持不吃進口藥，堅持要跟帝國主義劃清界限。他還教導我：“做人要低調，做官要厚道。”從此，我把他的話牢牢記在心裡。
我對我外婆說：“我想去南方打工，掙點兒錢給我外公看病。”我外婆用手撫摸著我的臉，對我說：“真懂事，可你隻有十八歲，你要是堅持去，也不是不可以。過幾天我給你買火車票。”我對我外婆說：“家裡小英幫您照顧我外公的。”“你想去南方哪個地方？”“先去廣州看看吧。”“那好，明天我去給你買後天的火車票，順便到銀行取點錢你帶上，今晚就給你收拾行李。”
我外婆告訴小英：“你哥哥要去南方打工了，趕快幫他收拾行李。我現在要到銀行取錢，順便給你哥買一張北京到廣州的火車票。”小英點點頭。當天下午我外婆就把取的錢和火車票都給了。小英便問道：“外婆你怎麼取多錢呢？”我外婆對小英說：“你是咱家最為聰明一個，你猜猜看。”小英接著說：“10,001元肯定是有意義的。”我說：“你隻答對了一半，另一半我外婆告訴小英。這是10,000元，對吧？這是1元，對吧？加在一起就是萬裡挑一。”小英這才恍然。我外婆又說：“明早上8點半，你去把哥哥送到火車站並且買一張站台票，把你哥哥送到列車上，並把我取的錢交給你哥哥。”小英點了點頭。
我對小英說：“吃完飯後，我要去看一下外公。”小英對我說：“對，哥，我不知道你這一走還能不能再見到外公了，所以你臨走之前，應該到醫院去看看外公。”在我走之前，小英和我坐汽車來到了解放軍總醫院走進我外公住的病房裡，我見到病床上的外公。我輕輕地走過去，坐在外公床邊，拉住他的手：“外公，我要去南方打工了，你身邊有外婆和小英，他們會替我好好照顧你的。”我外公問：“你不上大學了？”我對他說：“去年我沒有考上，等下次我一定能考上。”我外公說：“都是我的錯，我讓你報文科，看來你這小子不試和報文科。那就隻能下次吧。下次你不要文科了，你還是報理科吧。”我點點了頭。我對外公說：“而我這一走，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回來。”於是我跪在地上磕了三個頭。從我外公的病房出來，我和小英就去了北京站。
到了北京站後，小英從斜挎包裡拿出一張北京到廣州的火車票，我就此離開了北京的家，踏上了去往廣州的路途。我對小英說：“其實哥哥最不放心的就是你”。小英戀戀不舍地對我說：“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到你。”
這時站台上的人越來越少，然後我把之前外婆取出來錢交給了哥哥，哥哥問道：“怎麼這麼多錢呢？”小英對我說：“這是外婆讓我給你的，你就拿著吧。”這時車站廣播通知，列車馬上開車了，隨後我就撲在哥哥的懷裡，摟著哥哥的腰，情不自禁地聲淚俱下地邊哭邊說對哥哥說：“哥，我喜歡你，哥，我真的很喜歡你。”隨後哥哥摟著我用，他右手撫摸著我的後背，對我說：“哥哥我又不是不回來了，等哥哥再說吧。”列車馬上要開車了，哥哥對我囑托到：“哥哥走了，以後家裡的事兒就交給你了。”我點了點頭邊哭邊對哥哥說：“放心吧，我會用最大的努力來照顧好外公和外婆的。”隨後我放開了哥哥，哥哥走進了車廂內，車門很快鎖上了。我向後退兩步後，看到列車緩緩開動時，我邊哭邊追著列車跑，大聲喊到：“哥，到了南方給我寫封信！哥，到了南方給我寫封信！哥，到了南方給我寫封信！哥，到了南方給我寫封信！哥，到了南方給我寫封信！”她喊了十六遍。等她跑到站台那頭時，列車早已把她甩了百多米，淚水也已打濕了她的衣襟。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從她半歲開始，我就幫著她母親先她而去了。從學齡前、到小學、到初中、再到高中，都是我一路照顧她過來的。我現在去另外一個城市打工，她該有多麼的無奈和傷心。於是，她哭成了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