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誥》中所記載刑法其酷烈古今未有。
除了常見的族誅、淩遲、梟首等刑法外，洪武年間還複用刖足、斬趾、去膝、閹割等久廢之刑，創設斷手、剁指、挑筋等古所未有之刑。
又有或一身而兼數刑，或一事而殺數百人，皆出於常律之外。“寰中士夫不為君用”之科，則為前代所未有。明太祖規定：《大誥》每戶一本，家傳人誦。家有《大誥》者，犯笞、杖、徒、流之罪減一等；無《大誥》者，加一等；拒不接收者，遷居化外，永不令歸。
由於過於嚴酷，朱元璋全力推行的《大誥》在他死後，後麵繼承皇位的每一任皇帝都在不斷淡化他的影響，可以說洪武之後便基本不再行用。
當然《大誥》也不是一無是處。
上麵寫的有一點，在楊憲看來就很有魄力。
朱元璋規定，但凡是我大明子民，就可以頭頂《大誥》直接進京告禦狀。
路上沿途各級官吏不得阻攔。
雖然還是免不了一頓殺威棒，但這已經是農民出身的朱元璋給予老百姓最大的權利。
因此《大誥》又被稱為史上第一通行證。
事實上，雖然不能完全排除刁民告刁狀的情況，可如果能夠在當地便申明冤屈，誰又會不辭辛苦萬裡迢迢趕到京城來申冤。
這個途徑可以不常用，但不能完全沒有。
所幸這個時候咱老朱應該還沒開始搞這個，為了避免《大誥》這種極端情況出現。
就刑典一事，楊憲也與朱標聊了很多。
其中提出一個十分關鍵的點，便是量刑。
要根據官員所犯事情的輕重，分彆設置不同的刑法。
像朱元璋這樣，貪汙六十兩銀子是死，貪汙六萬兩銀子也是死，出發點是好的，可有時候反而會壞事。
而且動不動就株連砍頭的，在楊憲看來實在是太不人道了。
這一點，朱標深以為然。
因為這些日子裡，他處死的貪官中，就有全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