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統十一年（1052年）春二月，西京，三年一度的科舉大試，剛剛落下帷幕，趁著四海俊才、天下群英齊聚京師的機會，一年一度的牡丹詩會，也即將開展……
隨著時間的流逝，列祖列宗在當世人們的印象中已逐漸模糊，曾經那段波瀾壯闊的曆史，那些蕩氣回腸的故事，也僅僅停留在史官學者筆下與文人詞臣的詩文中。
絕大部分人們，更習慣於活在當下，享受當下，尤其是對居天下之中的京畿士民來說。社會安定、經濟繁榮、文化璀璨的正統時代，堪稱一個全民享樂時代，隻不過，這盛世康樂，針對的人群不可避免越來越窄……
自世宗以來，近四十年間，大漢帝國科舉，愈加呈現“政法化”、“學院化”，這既是朝廷選材越發注重法理，也因為大量政法大學堂以及其他地方學政學堂出身的學生士子，大量出現在“科舉”這條帝國最正統、最高等、競爭也最激烈的入仕“賽道”上。
到正統時代，大漢帝國的入仕途徑，已經更為清晰地分為三條，一考舉，二恩蔭，三則是“以吏能入仕。這三條中，不論考舉一事，如何受權貴、學閥等統治階級的影響，它都是帝國最為公平的一項選材辦法，至少還能讓人看得到點希望，每一屆都還能看到些“寒門”出身的才士冒頭。
第二條，不必贅言，這權貴們的福利，也是統治階級們維護帝國統治的根本原因之一劉，雖然從來為清流賢才所攻訐，但它始終存在。
並且於“低調”之中，從容傳承，牢牢地掌握著帝國莫大一份話語權，而在帝國一百多年的發展變遷下來，新老權貴固然在不斷更迭替代，但這個階層卻在不斷壯大，既是帝國的強大脊梁，也是帝國龐大身軀上的寄生者.
至於第三條，則是最為艱難的一條路了，情況也最為複雜，並且呈現越來越艱難、複雜的趨勢。歸根結底，帝國上下，各級墨吏以百萬計，而朝廷命官卻是有定數的，而官與吏之間的差距卻在不斷拉大，有如鴻溝一般深峻，以致底層官場有“一入吏場身難翻”的說法。
回頭來看，反而是在世祖皇帝時期，才是真正將“不拘一格降人才”理念貫徹的，到太宗、世宗時期，法治在不斷加強，等級規矩日益森嚴，對廣大吏員們也越來越不友好。
世宗通過興辦吏政學校的辦法，的確培養了一大批高素質的吏才，但很多學生，其第一選擇，依舊是進京參考，萬不得已，才願意接受“吏”這樣的道路。
不過，吏職轉命官，固然艱難，上限也很低，但容易出人才，尤其是實乾之才，那畢竟是從百萬吏員中脫穎而出的人才，不管是能力、經驗還是運氣，都缺一不可。
在尚書令範仲淹秉政的六年之中，對帝國吏政有著眾多的整頓與改革，其中在選拔良才乾員上，就大力地提拔了一批吏員，授以命官，這批人大多具備實乾之才，但被攻訐為“範黨”，以及範仲淹“弊政”之一，究其原因，動了其他既得利益集團的奶酪。
這三條入仕途徑，在其日益清晰的同時，也意味著帝國階級的徹底固化，這一點在帝國上層統治建築中，尤其顯著。
開寶時期，在以乾祐一代開國元勳的基礎上，還能崛起趙普、盧多遜、張雍、李昉、呂端、王祐、王禹偁等一乾庶族領袖；
太宗時期，張齊賢、李沆、呂蒙正、徐士廉、寇準等臣也扛起庶族官僚的旗幟；
哪怕到了世宗時期，仍有張儉、杜衍、曾會、王欽若、丁謂、夏竦、包拯等一乾崛起於平庶的名臣、乾臣。
但進入正統時代，準確地講從建隆中後期開始，已經很少能夠看到憑借一己之力，以驚豔才情，位居高位的了。不是沒有，隻是很少，並且上限肉眼可見。
處在帝國廟堂高位的，已基本為權貴集團所占據，越往上，越是如此，不管是中樞部司宰臣，還是地方封疆大吏，你想要找一個出身平平者，反而很困難。
倒不是沒有寒門崛起，但是，若不通過依附權貴，僅靠個人才乾與努力，想爬至高位，簡直是癡心妄想。大漢帝國不是沒有這樣的骨節之士，但絕大部分人，窮極一生，能否做到州府之任，都需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包青天聲名在外，不附權貴，甚至專門與權貴“作對”，但是，這樣的人，數遍天下，又能有幾人？而況，如非政法大學堂出身、世宗近臣、皇帝侍講等一係列buff加持，即便包拯名望隆重，又能在帝國高層待多久呢？
便是如此，也屢屢受到攻訐，處境堪憂，個人仕途上，也難有寸進，內閣大學士、集賢殿大學士等虛銜隨便加，但範仲淹曾兩度推動包拯進入政事堂拜相，都被群起反對，尤其在都察使的提議上。
看看世宗中後期在帝國政壇上嶄露頭角的一些臣僚吧。歐陽修，這個到正統時代已是一代大文豪，與蘇舜欽等人，重修《唐書》、《三代史》，堪為新一代清流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