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由於城市化速度過快，許多城市缺乏一定程度上的總體規劃，城市布局也漸顯混亂。城市的交通，供水，居住和衛生條件很差，甚至遠不如剛剛建國時期。部分城市沒有完善的下水道，垃圾和糞便成堆，嚴重汙染了居住環境。特彆是在工人集中居住的棚戶區、租賃區，不僅生活環境惡劣，治安狀況也十分嚴峻。
同時，工廠的大量出現導致環境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壞。煤的大規模開采和使用產生和釋放大量的煙塵，二氧化硫，一氧化碳和其他有害的汙染物，造成了齊國許多城市霧霾嚴重。
隨著工廠和城市人口的增加，河流汙染也變得十分嚴重，兩個月前，建業城水源汙染事件，最終造成一百二十六人死亡，五百餘人不同程度感染腹瀉、嘔吐、消化係統等各種疾病。
過去四十年間，齊國還發生了三次霍亂，奪去了兩萬多人的生命。霍亂爆發的原因是水汙染。而空氣汙染等也帶來了多種傳染病的流行，在齊國，肺結核，肺炎，支氣管炎等成為常見病而且導致了大量的死亡。
齊國自立國時，通過不斷的移民，再加上國內生育率的高漲，使得國內人口在數十年間不斷增長，但在1710年後，死亡率卻開始上升--排除正常的生老病死外，很大一部分原因則是各種工業化後疾病的增多。
環境汙染和流行病越來越嚴重，自然引起了政府和社會的關注。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泰平十六年（1720年），敕令院通過了《帝國河流保護律》，規定，禁止汙染任何作為公共供水的水源。泰平二十年（1724年）又頒布了改善工業城鎮環境的《城市公共衛生律》，要求把汙水和廢棄物集中處理，並規定地方政府負責供應清潔衛生的飲用水。
有鑒於建業城水源汙染事件的爆發，敕令院正在醞釀和討論出台新的《飲用水源汙染防治律令》，避免再次出現類似水源汙染的案例。
在解決空氣汙染的問題上，齊國政府和敕令院也通過一係列法律。早在紹寧十二年（1697年），政府就通過了控製蒸汽機和爐灶排放煙塵的律令，並要求將汙染重大的工礦企業儘可能地搬遷至城市的下風口位置。泰平二十年（1724年），敕令院通過了《堿業生產律》，要求國內製堿行業通過有效手段抑製60%的排放物。
工業革命不僅提高了社會生產力，還改變著齊國的經濟格局。隨著工業革命進入高潮，大量農村人口湧入城市，至泰平十六年（1720年），漢洲本土的城市人口比例已經達到50%以上，人口超過10萬的城市也已經有20多個。
工業革命加速了機器製造、冶金產業、煤炭開采等新興行業的興起。在工業革命之前，齊國的經濟重心位於北部建業府地區。隨著新領地的開發擴大，以及機器生產的出現，使得煤鐵豐富的東南和西南地區迅速發展起來，出現了廣陵（今湯斯維爾市）、雲陽（今麥凱市）、大興、郢州（今澳洲紐卡斯爾市）、臨淄（今悉尼市）、南都（今墨爾本市）、桂州（今珀斯市）等新興工業城市。
齊國工業的興起也使得國內工商業階層迅速崛起，他們開始尋求自身政治地位提高，滋生了參與國家管理的要求。
不論是為了保護自己的財產，還是為了更好的便利自身工商產業的發展，齊國的資產階級除了加大培養下一代子女，使其努力通過政府的遴選考試，進入官場充當家族的潛在保護者外，還積極與權貴之家，乃至皇室尋求聯姻，從而間接影響國家權力階層，為其發聲，充當利益代言人。
甚至，一些工商“大鱷”通過對共濟會、養濟院等福利機構捐贈大筆錢財，受到皇家的名譽爵位敕封，從而獲取了崇高的社會威望，並因此躋身於敕令院，親自參與各種法製律令的修訂和頒布。
齊國的工業發展過程中影響最大的無疑是產生了規模巨大的工人階層，人數達數百萬之眾。但在社會整體財富飛速增長的背景下，工人的工資卻並沒有同步增長，反而嚴重滯後，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可以說，資產階層獲得了國家發展最大的紅利，諸多工農階層受惠並不多。
工廠的出現對勞動力的需求迅速增加，除了大量的青壯年男子外，許多婦女和少年皆被引入工廠裡充當廉價勞動力。若非國家有義務教育法的規定，以及政府頒布的禁止雇傭童工法令，說不定利欲熏心的工礦主們也會像歐洲國家那般，將無數的兒童也投入到工廠中，從而降低他們的製造成本。
即使如此，工礦主們為了實現利潤的最大化，不僅絞儘腦汁地極限壓榨工人，而且還不斷引進各種先進的生產機械，提高生產效率，擴大生產規模。
大規模的機器生產往往會導致局部性的失業問題，進一步拉大社會貧富差距。以紡織行業為例，從太祖乾武元年（1642年）至泰平十六年（1720年）近八十年間，齊國紡紗業的機械化，已經使單個生產力提高了兩三百倍之多。過去每名工人隻能管理一台紗錠機，而現在，一個工人則可管理一百台甚至更多的紗錠機。
而在呢絨行業，“一個工人利用起毛機工作8個小時就相當於過去一個工人純手工工作88個小時“，這也就意味著起毛機能夠完全代替剪絨工的工作。以這種趨勢發展，會使得更多的工人麵臨生計斷絕的危險。
在過去三十多年裡，齊國境內不少城市曾發生過十數起工人的“特種行動“，工人們蒙麵闖入工廠，破壞了機器，並在車間的牆壁上塗寫“為了生計”、“為了生存”等之類的標語。甚至，一些城市還發生過零星罷工事件，要求工礦主們改善工人待遇，避免無辜解雇工人的事情發生。
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之下，工人們對未來生活越來越感到一股莫名的悲觀，政府也未及時頒行好的政策去幫扶工人，於是乎，“革命”的情緒即將醞釀。若非如此，潯陽縣工人也不會在工礦主們的一番蠱惑下，就會悍然發起一場大規模的遊行請願活動。
在齊國工業發展至最輝煌的時期，工人們的反抗運動，或許為所謂的“日不落帝國“蒙上了一層陰霾。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