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年（953）10月，郭威決定於來年春節“有事於南郊”。按照唐朝以來的慣例，郊天的儀式都是在洛陽，後梁的朱溫開啟了在汴州郊天的先河。郭威有些犯難，於是請宰相等討論汴州郊天是否妥當。
實際上對汴州郊天的討論是一種政治立場的辯論。洛陽代表著大唐，道統之所在；汴州代表著朱溫，代表著篡逆，法統保守爭議。
宰相們迎合郭威的心意，說天子在哪兒，神靈就在哪兒，跟洛陽不洛陽的沒關係！於是郭威下令在汴州的南郊興築神壇，派宰相馮道前往洛陽，迎請皇家祖廟的牌位和社稷神的牌位。
如此大張旗鼓地“有事於南郊”，還有另一個目的：誘騙王殷到京師。“有事於南郊”的意義跟皇上的登基大典相差無幾，一般來說，天下藩鎮諸侯都要親臨現場，參與盛會。
在何福進呈獻的王殷罪狀中，郭威更關心的是他的“不臣”，而不是“不法”。即便沒有“不臣”，也要關切是否有“不臣”的苗頭或潛力。
比如，在黃河以北，軍事調動或財政度支等，郭威必須使用正式的詔書才能生效，而王殷隻需一句話。乍一看好像沒什麼特彆之處，似乎王殷隻是在河北地區擁有了與皇帝一樣的權力，其實不然。
因為詔書的頒布是對皇權的一種嚴格限製，皇上的真實意圖在變成詔書的過程中，會打一定的折扣。一般來說，皇上想發布某個命令，要口述給翰林學士，然後由翰林院起草詔書，在這個過程中，翰林學士會對皇上的意圖進行論證，如果他們認為有不妥之處，就會進行抗辯、修改，甚至拒絕起草。
比如李存勖當初想把後蜀君臣斬草除根，下詔殺王宗衍一行人。結果“一行”就被宦官私自改成了“一家”。
也就是說，如今在黃河以北，王殷不受任何約束，一言九鼎，而郭威則會受到層層限製。王殷在權威遠遠大於郭威。
這足以令郭威感到不安，但僅憑這一條，也不足以證明王殷心懷不軌，更不能成為誅殺王殷的理由。
所以郭威隻是把王殷扣留在了汴州，任命他為京師內外巡檢，留校察看。
如果此時的王殷能夠明白急流勇退、明哲保身的道理，交出權力，還可以保住後半生的榮華富貴。但王殷在覺察到來自郭威的殺氣後，不僅沒有認慫裝乖，反而要與命運抗爭一下，辦了兩件不知死活的事。
首先是嚴兵護衛。
被羈留在汴州後，王殷的身邊總有數百人的貼身保鏢，每逢出入都要前呼後擁，這些貼身護衛全都是經過嚴格挑選的彪形大漢，人高馬大，麵目猙獰，身穿鎧甲，手持利刃，腰間挎弓，霸氣側漏。
走在汴州街頭，百姓全都毛骨悚然。
其次，是索取武器裝備，明目張膽地擴充自身武裝力量。
某日，王殷忽然闖入皇宮，奏請郭威發給他更多的武器彈藥。王殷說汴州城外不太平，匪盜猖獗，請配發給我更多的武器鎧甲，以備不時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