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一天天過去，很快便到了春節時候。
薊城之中，家家戶戶都在準備迎接新年，街上的喧鬨夾雜著聲聲爆竹，傳入到了袁熙府邸中。
沮授抬起頭，看在還在滿屋的竹簡中提筆苦思冥想的袁熙，以及一旁發呆的郭嘉，不由苦笑著著搖了搖頭。
今天就要過年了，掾屬們早就都各回各家，和家人團圓去了，偏偏袁熙拉著兩人，商討年後在幽州村鎮安插官吏的事情，袁熙說出這些官吏負責的具體事項後，沮授便瞬間頭大了幾分。
管的好像也有些太多了！
從播種到救災，從義學到互助，從征兵到勞役，這些下派的吏員都要掌握。
沮授也能了解袁熙的想法，在這之前，這些工作除了部分漢廷委派的吏員外，皆是由村裡鄉鎮的地主豪族乾預的。
而且沮授認為，這種做法流傳了幾百年，也有著其合理性。
漢朝實行的是郡縣製，郡以下設縣，大縣（萬戶以上）設縣令，小縣（萬戶以下）設縣長，都是一縣的最高長官，與縣同一個級彆的地方行政機構還有道，國，邑。
縣以下的是鄉，裡，亭，漢製十裡一亭，十亭一鄉，鄉下有裡，什，伍，裡設裡長，什設什長，伍設伍長，亭設亭長。
所以按漢製來說，其實有大量的村鄉吏員，也確實發揮了不少作用。
但實際上，漢廷對的行政權力能有效到達的最底層那一級，是縣令。
再到下麵，就很難顧得上了，很多政令的下達和行使，雖然也要經過鄉長亭長，但真正落實執行出效果，就離不開另外一個勢力。
當地大族。
作為的地頭蛇，漢廷各級下來的政令，都需要其配合，不然完全無法推行。
而產生這種因素的根本原因，在於土地。
自西漢建立，從劉邦開始，推行了減免土地租賦的休養生息政策，十稅一改成三十稅一，用來增加百姓收入，擴大人口增長。
據史書記載，這種放任自流的無為而治政策，是漢廷的國庫日漸充盈的原因，乃至三代後的漢武帝能夠發動對匈奴的大戰。
這乍聽上去很美好，但仔細一想，卻完全不符合邏輯的。
國庫的錢，到底從哪裡來的？
有人說這是漢文帝向郡國開放了鑄幣權，以及賣爵位官位賺的，但隻是一部分原因。
一般來說，若國庫充盈，百姓必然生活富足，但真實情況卻是漢文帝時期百姓生活困苦，甚至比劉邦立朝時還嚴重。
晁錯在《論貴粟疏》中描述，百姓依然處於饑餓和半饑餓的狀態，大部百姓依然在生命線上掙紮。
《漢書·卷二十四上·食貨誌上》記載，許多百姓因為沒有地耕種，走上了落草為寇的道路，董仲舒數次上書朝廷的內容也是如此，所以當時有人私下將文景之治稱作是虛假的繁華。
封建王朝開國之後經濟變好，有時候和政策關係並不大，純粹是太平時代，人口大規模增長的紅利而已。
在漢朝初年到漢景帝時期，釋放了大量的耕地，也推行了減少賦稅的政策，但歸根結底還是分配出現了問題。
在這種鼓勵兼並土地的政策下，絕大部分土地被當地的士族鄉紳擁有，他們不但拿到了漢廷的免租政策，同時還利用這個政策去剝削百姓，他們把土地以高價租賃給農民，有本錢的農民租賃土地，租賃費用超過了五成。
如果風調雨順，百姓在耕種過程中勉強能夠留下供應一家人的糧食，但在漢朝災害頻發，風調雨順的年份十不存一二，常態是連著數年歉收，百姓不僅交給土豪鄉紳的賦稅沒有著落，一家人的吃喝都保證不了。
於是百姓為了活下去，要麼賣身為奴，要麼成為流民，要了落草為寇，乾脆造反。
當一個朝代盜賊蜂起的時候，必然是朝廷的政策出了問題，這個從文景之治之前便開始的土地難題，困擾了華夏上千年。
之後曆朝曆代，從唐朝再到宋朝，最後到明朝，許多有誌向的人，也都在想方設法改革土地政策，想要找出一條更好的路來，但每次改革，無一例外都是遇到了極大地阻力，最終都以失敗告終。
這便是幾千年來存在於村鄉之中的最大阻礙。
地主鄉紳。
鄉紳的正式名稱，直到宋朝才出現，但從秦漢的士和紳的概念誕生起，就一直存在了，被稱作“四民之首”，在交通信息不發達，政令不下鄉村的古代，是聯係百姓和朝廷之間的一座重要橋梁。
於是也誕生了北宋時一句有名的話。
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這裡麵的士大夫，便包括了廟堂之上的重臣大員，以及各層各級的官僚，最後乃至鄉間的地主士紳。
皇帝並不直接麵對百姓，而是麵對士大夫，再通過士大夫治理百姓，從而治理天下。
這種方式充斥著無奈，是封建社會的局限性造成的，也有不少皇帝嘗試改變，最後發現即使是皇帝的的力量，也無法徹底解決。
這套東西形成定式後，最基層的鄉裡村間，變成了最上麵無法觸及的地方，雖有亭長伍長，但這種數年輪替的官員，怎麼比得上百年家族勢力深厚？
所以另外一種角度來說，在華夏大一統的外表下，很多地方可謂是地主豪族控製的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雖然明麵尊奉的是朝廷律例，但也僅此而已了。
這種積重難返的陳苛，在皇朝興盛時倒還能維持作用，但在皇朝積弱的時候，變成了極為不安定的因素，尤其是朝代末期，皇權衰敗的時候，對於下層的平民百姓來說，決定他們生死的不是皇帝，而是同一個村裡的鄉紳豪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