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外異族入侵，一直是幽州要麵對的頭號問題。
去年過年時，袁熙就讓趙雲打了一仗，殺得來犯邊的鮮卑流寇人頭滾滾，這一年間也算安生。
這次壽春之戰打到秋天時，邊境還沒有動靜，袁熙一度以為今年長城內外不會有戰事了，但他在鄴城的時候，北麵卻傳來消息，說關內關外的胡人又蠢蠢欲動了。
這不僅指的是關外鮮卑，還說明關內烏桓也不老實了。
導致這種問題出現的原因，是因為公孫度家族在遼東的擴張，導致不僅關外鮮卑，關內的烏桓也開始有所警覺，畢竟公孫度勢大，遲早要和他們產生利益衝突。
當初袁熙在背後支持公孫度，其中目的之一，便是要逼得烏桓走投無路，隻能來和自己聯手。
但似乎掌管幾十萬烏桓的單於塌頓，似乎是腦子轉不過來，至今沒有和袁熙交好的表示。
袁熙猜測，在單於塌頓的角度上，向來是因為和袁氏聯姻，背靠袁尚，所以有恃無恐吧？
而且袁熙和袁尚暫時聯手的消息，應該也沒有傳到單於塌頓耳中，單於塌頓還以為自己是一顆用來牽製袁熙的棋子，殊不知冀州形勢已經發生了變化。
想想後世也是一樣，單於塌頓反應一直慢上半拍，曹操北伐烏桓，也是先和烏桓交好，然後長途跋涉，秘密行軍到白狼山附近，突然翻臉攻擊，烏桓猝不及防大敗，單於塌頓被殺，餘眾皆大部投降，大部分都被遷往內地，關內烏桓就此消亡。
雖然曹操的做法看起來不厚道，但袁熙倒是明白曹操如此做的原因，因為彼時中原連續大疫，關外烏桓卻是人口不斷在增長，這樣下去，遲早會生禍亂，所以曹操才勞師遠征，不計代價也要將烏桓消滅。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北地人口增長速度高於中原的現象，主要原因還是在於漢末三國連續爆發的疫病。
彼時中原地區雖然人口眾多，但多聚居於大城村鎮，尤其是大城裡麵，但限於時代，大城裡麵可供居住的地區本就不多，所以很多居民雜居，人口密度極大。
在這種情況下，水源的使用，汙物的排放，人群的隔離，比現代的環境的要差很多，平時還好，但到了疫病爆發時期，每個環節都會成為疫病級數量增長的因素。
加上傷寒雜病論尚未問世，人們對疫病認識不夠，在種種因素推動下，每次出現疫病的地方，幾乎是都是大城大鎮，且極難控製，常常要死上相當一部分人，人口密度劇烈下降後，疫病才會漸漸停止傳播。
這種代價是極為慘痛的，華夏人民在無數人命的基礎上，才摸索到了防止疫病的訣竅，而歐洲就要晚一些，直到中世紀時，還無法找到有效應對黑死病的辦法。
如今袁熙所在的幽州，因為有目的的進行了防治，在全天下來看，反而是條件最好的，很多爆發疫病的苗頭，都被提前掐滅，所以要比中原大城的死亡率要低得多。
所以幽州雖然環境苦寒，但隻要不爆發難以應對的疫病，人口就能穩步增長。
而更北邊的遼東鮮卑，也是如此，其不在村鎮居住，人口密度低，且因為水源珍貴，所以對於水源的保護反而要更加在意，又因為口糧珍貴，發生疫病時，對於病人的處理手段也相當果決，甚至殘忍。
這樣一來，反而無形抑製了疫病的傳播，所以北地的外族，這些年人口一直在緩慢增長，包括並州的南匈奴也是如此。
如果是太平世道，中原政權穩固，倒也不是什麼大問題，但是戰亂年代，兵災疫病造成中原人口崩盤，而北地外族人口增多，此消彼長，問題就多了。
據後世記載，三國魏晉時期中原人口降到兩千萬時，北地長城內外的鮮卑烏桓匈奴的總數，已經突破了千萬。
力量的失衡，加上冰河期到來導致的外族南下，兩邊的衝突便不可避免的成為你死我活的生存之爭。
東漢對於關外異族，采取的是以夷製夷的政策，用關內烏桓對付關外鮮卑，用關內南匈奴對付關外北匈奴。
這種做法最初是有效的，但前提是有一個強大的中原政權，能壓得住關內的胡人，但顯然這個天下大亂的時代，這種手段已經失效了。
關內胡人遲早會聯手關外胡人來，或者分頭進擊，調轉矛頭對付富庶的中原地區，導致了後世的五胡亂華。
對於這種情況，曹操應該是有先見之明的，便有了後世的白狼山之戰，雖然有背信棄義的嫌疑，但反映了曹操對於天下形勢的把握。
生死存亡麵前，其它都不重要了。
彼時曹魏占據著整個北方，境內有匈奴、鮮卑、氐、羌、烏桓、羯、盧水胡、丁零等族，民族的複雜性和部分易叛亂地區，所以采取的策略為接受內附，積極平叛，這對於缺少勞力的中原，算是有益的補充。
但之後的內遷安置政策，便出現了大問題。
一方麵其采用了將打敗的關內胡人內遷的政策，將長城防線，全部放給了關外胡人。
另外一個方麵，內遷人口過多，在隴右河州地區，到西晉時候，胡人已經超過了漢人，反客為主，甚至在關中地區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