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立朝伊始，便偏向大地主，漸漸誕生了士族，隨之而來的是土地兼並，平民開始失去土地。
此時天災連年，人禍不斷，使得本就貧窮的平民百姓紛紛破產，生計無著，他們或淪為佃農，或淪為奴婢，或棄農經商，甚至還不少被迫流亡，成為流民。
為了求得生存，流民多次舉行起義，黃巾之亂，便是其中的巔峰。
這被稱為流民一怒天下反，然而起義導致社會連年戰亂，反過來又產生了更多的流民，成為天下所有人都無法逃脫的循環。
流民之所以產生，主要原因有天災和人禍兩方麵，天災造就矛盾，人禍激化矛盾，兩者相生，天下大亂。
天災即是自然災害，是導致流民產生的直接原因。
東漢時期是我國曆史上氣候由暖轉寒的時期，氣候漸趨寒冷，自然災害多發。
東漢一共195年，其中有明確史料記載的災年，竟有119年之多，這一階段的自然災害以多種災害並發為其典型特征，其中水災、風雹、早災、蝗災較為常見，而且往往同年中兩災、三災並起。
尤其是漢安帝在位其間十九年，隻有一年未見災荒記載，幾乎每年都有數種災害發生，其中最多的一年為延光元年，這年共發生水、旱、震、風、雹、蝗六種災害，整個天下困苦不堪。
這也是為什麼袁熙讀到這段曆史時，下定決心，一定要儘可能興修農田水利設施的原因。
所謂風調雨順，完全是看天吃飯，隻有人對大自然的改造，才是拯救自身，澤被後世，利在千秋的根本解決辦法。
自然是美的，百姓也是也是美的，兩者結合而出的升華之美，便是勞動人民改造自然，從大自然中獲取回報的過程。
對於自然災害，漢廷可以救災，但是當朝廷不作為，或者無能為力時，就變成了壓垮百姓的最後一根稻草，此謂人禍。
曆朝曆代，都極為重視人口數量，《中論·民數》篇：“民數周為國之本也”。
東漢初期百廢待興，漢庭極為重視增加人口，故大力鼓勵生育，《後漢書·章帝紀》載：“人有產子者複，勿算三歲。”
加上鼓勵早婚等因素，人口因此飛速增長，到了中後期，出現了地少人多的情況。
但另一方麵，漢廷並未采取辦法阻止大地主大士族兼並土地，加上東漢賦稅非常沉重，其特點是田稅輕，人頭稅重，這明顯是偏向大地主，將農民逼上絕路。
如果遭遇重大變故，使農民不堪重負，破產流亡，出現“百姓流離，無故者半”、“天下戶口減半”的局麵，便使得大量自耕農破產，成為無地的貧民。
沒有飯吃，自然要起義，且不管黃巾起義中，是否有大地主大士族渾水摸魚的影子，其始作俑者，還是漢廷的政策出現了偏差，導致被反噬的惡果。
而豪強地主們“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澤，擅官市”，成為了大大小小，稱霸一方的勢力，同時覬覦著權利頂峰。
袁熙心知這個問題，從封建社會邁入資本主義社會後，都沒有解決，隻是既得利益者從大地主變成了資本家而已，食利階級從始至終都在把持著政策的製定。
在這種社會中，交稅的主力都是社會中層，而收入最高的上層人士，卻想方設法避稅，甚至出現了負收入，真是極為諷刺。
這便是袁熙為什麼如此痛恨士族地主的原因，朝代覆滅的最後一根稻草也許不是他們，但之前的幾捆稻草，肯定是他們壓上去的。
袁熙是個很有彆扭的人，他更痛恨資本主義，在他看來，資本主義社會除了比封建社會生產力高得多之外，許多地方的社會道德還不如後者。
比如更加隱蔽，壓榨下層民眾的手段。
比如表麵平等，實際更加放蕩的人倫。
比如更加堅固，無法讓人反抗的鎖鏈。
資本主義萌芽，激發出的不僅是社會前進的動力，還赤裸裸的壓榨出了更多的血汗和生命。
要是兩種社會形態具備同樣的生產力和技術力，到底哪個高明，袁熙其實並不知道。
所以袁熙不打算搞什麼資本主義萌芽，這很可能是是條彎路，又如同宿命之環般，兜兜轉轉畫了一個圈子回到原點。
如果曆史的輪回真是如此的話，那他寧願嘗試一下，如果不走這個環的話，能不能打破這個怪圈？
袁熙從不否認事情有兩麵性，淩駕於百姓民眾之上的，天子之下的統治階級，從上古最早的奴隸主，再到春秋戰國時期的貴族，再到漢末魏晉唐朝的士族，再到宋明時期的士紳，以及資本社會的資本家，裡麵固然有剝削壓迫百姓的存在，但卻不可否認，也有自我革新，推動社會進步的積極因素。
相較於後世一股腦將罪責推給所謂的資本，袁熙就想不明白，資本，不就隻是資本嗎？
資本是死的，掌握它的人才是關鍵，好人叫做企業家，壞人叫做…..反動派。
當然，反動派可能是富人，也可能是甘當富人馬前卒的精神奴才。
倒推回來，當今也是這樣，袁熙不可能滅儘天下士族，視其反動程度，便隻能拉攏一批，打擊一批，感化一批，消滅一批。
流民導致了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向富庶地區大量湧入，而戰亂地區出現了千裡無人煙的景象。
袁熙若想奪取天下，他以後也會麵臨類似的問題。
就像他提前看到了魏晉將人口內遷，外族趁機占據邊疆為亂的前車之鑒，便可以反其道而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