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譚倫拿出的稅製可是與以往決然不同的稅製理論。
那就是收稅效率論。
浙江的商稅已經占到大明朝廷歲入的十分之一，浙江的富可見一斑，但浙江征稅的效率才是歎為觀止的。
“按道理士紳富商越有錢優勢，他們才更有勢力抗稅，應該是收不上來才是。”譚倫鏗鏘有力地說道
“有這樣的道理嗎？”裕王感覺自己是第一天認識譚倫似的。這個濃眉大眼的，怎麼說話已經完全是新學風格的。儒學裡可沒有這個說法。
“雖然沒有這個道理，但大多數地方曆來都是如此的。有錢有勢的地方豪紳確實鮮有積極交稅的”郭宗皋附和著解釋了一句。
呂芳一副，我就是聽著的表情。
“無論浙江內部如何如何，在朝廷公務撥款未增加的情況下，其征稅效率大幅提升。根源在哪裡？”
緊接著譚倫又自問自答了一句。
“譚愛卿還請細說”裕王又一次親切地呼喚了他的王府詹士。
“根源從江西、福建、中原四省對浙江的防範就能看出了。浙江自己並沒有增加稅賦，浙江一年新增的商稅其實質是這些省份承擔了。”
“無論是購買浙江加價的商品還是流民遷徙如浙江，這些原先朝廷根本收不上來的稅源，因為打上浙江的標簽都成了朝廷的稅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