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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的年底，實在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兒發生。全國的關注點也就在於幾條不痛不癢的社會新聞。
像10月，根據滬海當年夏天詐騙案創作的話劇《假如我是真的》公開演出。由於這是一步諷刺特權思想的作品，引發了各地觀眾的激烈討論。
11月，出身將軍之家的杭州惡少“二熊”伏法，並依法判處死刑，人民群眾對此強烈擁護。
還有12月，“偉人”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首度提出了一個大部分人都感到新鮮的概念詞——“小康”。
儘管這個詞在後來會變得家喻戶曉，無人不知。但此時人們對其還很陌生，沒有幾個人懂得這個詞的真正含義和偉大意義。
至於京城百姓，倒是有彆於其他地方，爆發了一件特彆熱鬨的群體事件。
這是因為10月24日的時候，京城市政府根據上級文件，率先提出關於提高主要副食品銷售價格提價和發放補貼的實施方案。
京城市政府決定，要從11月1日起，於京城範圍內，對肉、禽、蛋、奶、魚、蔬菜等八種主要副食品各自提高了大概百分之三十左右價格。但調價後，每個職工每月會增加五元副食補貼。
這可是我國價格改革的首度嘗試。也是長期價格冰凍以來的首度對商品的大範圍提價。其影響又直接牽扯到千家萬戶的百姓生計。因而造成的效果和引發的後續反應不可謂不轟動。
立竿見影，十月底的京城民間，很快就形成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搶購熱潮”。那是家家戶戶不拉空，自發形成的全民運動。
大家一改多年以來的勤儉作風，毫不吝惜地拿出多年積攢的儲蓄在副食店裡大買特買。那瘋狂勁兒恨不得直接把商店裡的庫存給搬空了。
於是乎，短短幾天，京城的副食店就像被洗劫過一樣。但凡在漲價範疇之內的東西全都賣光了。甚至還有更“聰明”的主兒，買了不少相關產品。
這在今天來看顯然是一場鬨劇。但切身經曆過這個年代的人，卻深知其原宥隻來自一種說不出的心酸和無奈。不為彆的，老百姓真是窮怕了！
當然，這僅僅是大麵兒上的情況。如果說大部分京城人的記憶中，1979年是波瀾不驚，頂多也就是虛驚一場，便翻到了1980年的話。但在京城警察和南北城的“玩主”們眼中卻完全是兩回事了。
這兩個較為特殊的社會人群都隻有一種感受。疲於奔命，戰戰兢兢。
至於洪衍武和他身邊的大部分人，更是血中帶淚、無處喊冤，甚至還留下了幾乎永難彌補的遺憾。
而這種種的結果都是從一個人身上引發出來的，那就是從青海逃獄歸京的“申城隍”。
事實上，早在“申城隍”剛登上了返京的火車，京城市公安局就接到了青海省公安廳通報的相關情況。
作為逃犯的原籍所在地，京城方麵當然有在轄區範圍追查逃犯行蹤和下落的義務和必要。而且得知“申城隍”越獄前還打死了勞改農場兩個與之有怨隙的服刑犯人後，他們就更重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