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隻要這些待業青年每天照舊無事可做，那就少不了要結伴上街。
而上街往往就要花錢，哪怕是二分錢的大碗茶，五分錢的汽車票，一毛錢的榨菜麵，或是一毛五分錢的電影票……隻要兜裡有，這些最基礎的消費是免不了的。
還彆看這些返城的知識青年多無職業，但他們的父母是有職業的。於是能滿足他們精神匱乏和腸胃饑渴的電影院和餐館，就分彆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1979年夏季的電影票房呈現史無前例的飛速增長，讓京城的任何一家影院都變得繁忙無比。
而為了儘量多的接待觀眾，各家影院都根據自身條件增加了放映場次。
無論周末還是工作日，從早起來九點，有時候八點場，一直到晚上十二點。一共要放上十二場到十三場，中間機器基本沒有什麼休息時間
在這種情況下，驚險樣式影片《保密局的槍聲》足足吸引了六億人次的觀眾先後走進影院。這部影片也成為了在武打動作片《少林寺》上映前，國產電影的一個票房標杆。
雖然這其中，待業青年的票房貢獻沒有人統計過具體數字，但場場爆滿的本質現象卻完全可以說明一切。
因為在這個絕對劃一的年代，有工作的人是不可能在上班時間去電影院的。
同樣的道理，餐館裡也是一樣。
1979年，相聲演員高英培和範振鈺一起錄製了一部名曰《不正之風》的相聲作品。
在這部具有現實諷刺意義的相聲作品中，作者將拉關係、加塞兒，隻為了買兩張油餅兒的事兒，冠以不正之風的帽子。
今天聽起來似乎有些上綱上線。但從這段相聲可以確定的一個現實是，在七十年代末，上餐館裡吃飯需要排隊的現象越來越嚴重。
不用說，這一點也要歸咎於大量返城的知青的頭上。
而明證就是知名的大飯莊尚可得到較安逸的就餐環境。但越小的飯館人就越多，炒餅、榨菜麵的銷量驟增，人多餐館少的現象徹底成了時代標誌。
對洪衍武而言，這兩種社會情況的影響是有好有壞。
糟糕的是，他在外邊吃飯變難了。
他常去的家門口的“新光飯館”一樣變得人滿為患，就連認識人也沒用。因為排隊的人都站在吃飯人深厚，踩著凳子腿上的橫梁。
這種情況，很難給他安插座位。
而與他相比，“新光飯館”的前堂後廚怨氣更大，無論是服務員還是大師傅，都對工作舒適度的鬥轉直下大為不滿，每天都是罵罵咧咧的。
這種氣性自然都轉到了顧客頭上，可即使這樣也絕對沒有人對飯館的環境有任何挑剔。
因為這年頭，人的概念吃飯就是吃飯。就連對飯館的大藍邊碗和勺子，所有餐具都帶傷，一不留神就能傷了嘴也不敢挑剔半句。
當然，乘車、洗澡、買東西也同樣受此影響。在京城裡，第一次讓人感到了人口突然爆炸帶來的為難。似乎就連呼吸的空氣都變得緊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