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要知道，彆說我還捏著高鳴、高放的命。就是高副所長的行為，本身也是不能見光的事兒。因為這種手段要是使用，那必須經過嚴格的審批，哪能隨便就用在像我這樣的人身上？更彆說他的目的也隻是為了掩飾自己兒子的‘罪行’。真要鬨翻了，就‘公器私用’這一條也夠把老小子官兒帽子摘了的。一個活了半輩子才爬到營級位置的乾部，一個每個家庭成員都以官位為榮的家庭，要是為這麼一件破事被貶為庶人，變得支離破碎，變得名譽掃地，那簡直就像是從天堂掉落地獄一樣，他們絕不敢為此冒一點的風險！空瓶子道理你還記得吧？如果必須要冒著犧牲自己家庭幸福的風險，來跟我這麼一個沒前途的人死磕嗎？他會這麼乾嗎？根本犯不著。要論破罐破摔，他們永遠不劃算！”
洪衍武說到此時，不但語氣裡充斥著一種胸有成竹，目光裡也同時泛出一種淩厲的寒芒。
陳力泉帶著滿心的欽佩，深深看了洪衍武一眼，之後便久久無語……
要說洪衍武的分析，在大體上還真是一點沒錯。高副所長的想法不但被他揣測得絲絲入扣，就連高副所長這個人的身份和背景也大致如他所料，還真不是那麼簡單的。
高鳴的父親，名叫高作禮，1932年生人，雖然1948年才參加革命，還是無關痛癢的後勤部門。可此人天生有八麵玲瓏的功夫，在人際關係上頗有一手，於是很快就受到受到本部門上層領導青睞，不但迅速入了黨，成為了領導的勤務員，還得了一個“萬金油”的稱號。
建國初期他仍作為勤務兵跟著領導進京入職，由於無意中入了一位“總參三部”（總參謀部技術偵察部，又稱總參三部，正軍級單位。它是我國部隊負責搜集海外軍事情報的官方機構。它與國家安全部，共同構成了我國的情報網絡）將軍的法眼。此後被調到一個表麵看起來無關痛癢但卻極其要害的部門，以一種毫不起眼的工作方式，參與進了建國初期維護首都安全的保衛工作。
之後他乾得也是極為出色，不但迅速掌握了一些監聽監控的非常手段，還屢屢建功，這才爬到了今天這個位置，憑他的淺薄的革命資曆來說，也算是一種異數了。
那這又是一種什麼樣的工作呢？
原來，京城當時四郊出京進京咽喉之地多有餐館旅店，可是卻很少有人知道在建國後一段時間裡，這些店鋪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隸屬於“總參三部”和公安機關共同管轄的下屬單位。
最初，這隻是保護中央所在地的第一道防線。卡住了容易盤查的鐵道線之後，其他進京的龐雜路徑就成為控製的重點。
高層領導認為，如果有匪特試圖對首都實施襲擾，在進京前一般都會比較懈怠，說話做事不太小心，而且這裡是他們做在京活動準備的最後機會。往往在住店，吃飯的時候露出破綻而不自覺。
正因為這個原因，在五十年代初期，曾有多起“三民黨”特務案，都是那邊的人一進京就被捕。
而京師安全部門如有神助，也令那邊百思不得其解。那些王牌的特務們均不知道，他們還沒有進京，其實消息就已經被那些不起眼的服務員，店小二送到了安全部門的案頭。
誰的腦袋也不是天上掉下來，地裡長出來的，掉的多了，特務們也就不來了。所以最後當特務案總體趨於平淡之後，“總參三部”就從其中撤出了，高作禮也被調到了總參下屬的招待所任職。
可是這些密點也並沒有被撤銷，而是轉交到了公安部門的手中。因為從治安角度，這也是極好的據點，這些密點仍有很高價值。
說白了，這其實就等同於水泊梁山腳下朱貴開的酒店。誰要上山來訪，總要“旱地忽律”放了響箭才能上山。
熟悉梁山故事的朋友一定都知道，全盛時期的梁山，其實四麵都有充作眼線的酒店。其中頭領分彆是東山酒店——“小尉遲”孫新，“母大蟲”顧大嫂。西山酒店——“菜園子”張青，“母夜叉”孫二娘。南山酒店——“旱地忽律”朱貴，“鬼臉兒”杜興。北山酒店——“催命判官”李立，“活閃婆”王定六。
從本質上說，這些人經營的，實際上就是梁山的外圍情報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