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很簡單，大明皇家學院的那些大佬們結合著自己的研究，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定理定律之類的玩意，全部冠上了“崇禎定理”、“崇禎定律”一類的名頭，然後寫入了教材。
幾乎每年都在推陳出新的定理定律讓禮部的大佬們一把一把的薅頭發。
這些定理定律既然出現了，以往的教材就得改，但是怎麼改？該讓什麼年齡段的接受什麼內容？
摸著石頭過河，付出的代價就是教材三兩年就要重修一次。
年紀輕輕的倪元璐已經頭發斑白，禮部加上皇家學院和京城大學的那些教授們，幾乎都是痛，並快樂著。
崇禎皇帝則是一邊拒絕著各種定理定律前麵冠上崇禎兩個字，一麵用實際行動證明了人類哲學導師王境澤先生的真香定律。
再然後，禮部開始為了社學而頭疼。
不是擔心社學的修建經費，在這個問題上戶部難得的和崇禎皇帝達成了一致，從來就沒有卡過預算。
真正讓人頭疼的還是教員。
京城大學畢業的那些學生基本上都被其他的各所大學瓜分，根本就抽不出多餘的人手來分配到州學和縣學。
而且原本的那些秀才、舉人顯然已經沒辦法再在社學裡麵執教，因為他們教的內容已經跟不上教材的內容，更跟不上考試的內容。
最終的結果就是學堂有了，生源有了，教員不足了。
穿越過來的平頭哥彆的不太在乎，甚至於大明會不會有一天被自己的子孫後代敗掉都不太在乎，反正現在的底子已經給他們打下了，就算是敗了，肉也是爛在鍋裡了。
崇禎皇帝在乎的是教育，就像是後世說的那樣，再窮不能窮教育，崇禎皇帝用實際行動證明了自己對於教育的看重。
自崇禎五年開始至今，除去國庫源源不斷的撥款之外，崇禎皇帝的內帑已經往教育方麵補貼了近萬萬兩白銀，換算成後世的財政，幾乎就是幾百個億扔在了教育上麵。
而大明的百姓也很認同這一點。
百姓們沒有傻子，誰要真認為百姓們傻，那才是真正的傻子。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這些簡單直白的勸學名言，早幾百年就已經出現在了中原堂口。
誰傻啊，現在的大明從軍是第一選擇沒錯，可是從軍已經不僅僅要求是身家清白沒有案底那麼簡單，早在崇禎二十年的時候就已經要求從軍者必須是從縣學畢業。
這簡直就是開天辟地頭一遭，曆史上還從來沒聽說哪個朝代有這種要求，然而在大明就這麼堂而皇之的出現了，出現的是那麼合情合理合法……
拋開從軍的強製性要求之後，無論是從政還是從商，或者是進入官方做一些小吏，同樣都對學問方麵有要求，有學問的一切好商量，沒學問的該乾嘛乾嘛去，願意種地也行，樂意經商也行，樂意移民到海外也行，反正從軍從政是沒指望了。
更彆提人人都豔羨的大學，招生的最基本條件就是通過了州學的考試，之後才有機會進入大學讀書。
讀書能夠改變命運，實打實的好處就在麵前擺著，就算是沒有那些勸學名言，那些一點兒也不傻的百姓們自然樂意讓孩子去讀書，哪怕是自己拿錢都樂意，更彆提還有各種各樣的補貼了。
供孩子讀書幾乎就是刻在中原堂口骨頭裡的本能，改不了。
如果將中原所有的堂口都拉出來對比一下，除了蟎清和蒙元這兩個朝代沒辦法說之外，剩下的有一個算一個，幾乎都是如此。
看誰都是戰五渣，看人家好的就想拿來學習學習然後變成自己的，敢說反對的就埋土裡去，曆代王朝幾乎都一個鳥樣，根本就沒什麼進步。
幾千年的曆史給中原堂口帶來最寶貴的財富不是曆史，也不是什麼文物古玩，是重視教育，是開放和自信，是那種隻要自己本身不出問題，誰來都得低頭跪好的驕傲！
所以當社學教員人員開始顯現出不足的時候，禮部幾乎是立即就炸了鍋。
培養讀書人跟種樹其實差不多，如果從一開始沒有種好，那樹是很難長得高長得壯，更難長的直。
社學就是剛剛種下的小樹苗，屬於生根發芽的階段，這個階段出了問題，縣學、州學乃至於大學都會跟著出問題。
當然，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案也很簡單，京城師範大學應運而生，專門培養人手去各地學校執教。
哪怕是這些人以後隻能從教員往禮部這條路子上麵走，依然阻止不了大量的讀書人將目光投向京城師範大學。
因為人口大爆炸帶來的另一個後果就是知識浪費，單純死讀書的那些讀書人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變得不值錢了。
除了民生和文治上麵的問題，軍方同樣不讓人省心。
南北工業集團這兩個原本一家的貨現在為了爭奪五軍都督府的訂單，幾乎能把人腦子打成狗腦子，動不動就會互相懟上一波。
除此之外，軍方現在的重心顯然已經開始轉移了。
沙皇俄國已對沒有什麼好關注的了，往西伯利亞地區還有北山以北的那些地區移民是戶部的事兒，跟軍方關係不大。
官方現在更為關心的是崇禎皇帝想要埋的那塊土地。
正好夾在了莫臥兒和奧斯曼土耳其中間。
崇禎皇帝當然有任性的資本，既然崇禎皇帝想要埋在那裡，那地方彆管現在是誰的，以後就必須是大明的，反正不能讓自己家皇帝埋彆人家的土地上去。
ps：今天獻祭《戰國趙為帝》